张总来了，李部长的精神陡然间活跃起来。

厂里没什么大的变化，只是开始不断有张总原先厂里的工人搬过来，我也开始忙碌新工人的宿舍安排和军训。

安排新工人的住宿，原由李部长负责。他到人事部，让阿珍给他打印一份全长职工名单，阿珍答应了他，但一连几天，她都以太忙为由拖延者。不管到哪个部门办什么事，李部长处处受阻，他的工作已无法正常进行。他找到了我。几百个工友的小档案，早已存在了我的胸中，一个上午的时间，几百个工友的姓名、属哪个部门、住几号宿舍、睡几号床铺，一张详细的表格摆在了他面前。

李部长看看表格，说：“不会有错吧？”

我淡淡一笑，说：“这一点我还自信。”

按我制的表格，李部长把新工人逐一安排进了未住满的宿舍。但新工人入住刚两天，就开始不断出现问题，特别是新老工人吵架乃至打架的事情频频发生。李部长不知何故，但我清楚：不管在什么地方，人多了，就鱼龙混杂，厂里也是如此。恒建鞋厂虽不大，但有不少人都是拉帮结派，同乡为伴，有了什么事就一闹一大群，很难协调。现在，把新工人随机地安排进了老工人的宿舍，自然会有一些老工人看新工人不顺眼，争端也就在所难免。

根据各宿舍的实际情况，我把新工人的宿舍做了调整，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接下来的工作，李部长常常会找到我，我都尽力帮他。

我是个心无城府的人，自己简单，看一切人和事，也一厢情愿地认为都和单纯的自己一模一样。我不知道什么是野心，只是希望自己能平平静静地过下去。我从不主动去挑别人的毛病，以自己的单纯和每一个相识的人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尽力帮助有困难的人，别人也会在我的工作上给予积极的支持。也就在这段时间，我结识了一些朋友。

张总的到来，让李部长的胸脯往上挺了一些，但他的一些举动，愈发让人不敢苟同。

每次见到比他大不了多少岁的张总，他马上就上前立定敬礼问好。李部长进厂后，要求保安见到老板要敬礼，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小青年，老板开车经过门口时，敬个礼，别人看起来，也没什么，但他跟我们不一样，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给一个五十来岁的人敬礼，又不是军人，让人怎么看都显得十分别扭。

张总以前有一个保镖，后来到广州做生意，他常到中山找张总，这人三十多岁，而李部长一见到他，总是师傅长师傅短地叫，跟在他屁股后面，兴奋不已。

与张总同来的，还有张太太。张太太没来之前，我去了张总原先所在的厂里接她，帮她搬家，第一次见到了所谓的张太太。她二十八九岁，成熟、端庄、高挑个儿，该肥的地方肥，该瘦的地方瘦，五官就是那种宣传画里空姐的模样……总之一句话，怎么看这人，都是舒服的。东西搬得差不多了，她打开衣柜，对身旁一个保姆模样的中年妇人说，这些衣服架都给你吧。我看见了里面的衣服架，两个柜子里，最少也得有上百个。这次搬家，我记得最清的，就是那一排密密的衣服架。我不知道，在他们先前搬去的箱子里，到底装了多少衣服。看到张太太的第一眼，我的感觉就是一朵鲜花插在了那个什么什么东西上。帮她整理满桌的化妆品时，我暗想：这位年轻的张太太，不知道有没有去民政部门办理结婚证。当然，后来我又多了一个疑问：张太太是四川人，她与台湾的张总又是怎么相识相爱的？就是这位张太太，只要李部长一见到她，必定会欠着身子，说出许多露骨的媚话，满脸的谦恭笑容。我不明白，明明是很露骨的媚话，为什么张太太会没有恶心的表情。

我最见不得的，正是这种人。

再与他讲话，我总会不大自然，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与他交流。这样尴尴尬尬地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距离开始慢慢拉开。

我继续做我的工作，如果没有意外，也许我就会这样做下去。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张总到恒建鞋厂刚一周，李部长就以不服管教等几条罪状，向封老板和张总递了条子，于是，吴兴旺被炒了鱿鱼。

当李部长引起了我的警觉时，与我同来的六个队友，已经全部因种种理由被开除出厂了。我的工作伙伴，全部换成了他安徽籍的亲友和老乡。

李部长开始了向我进攻。但表面上，总还是一团和气，绝无半点异样。

我已经不能像原先那样，完全控制保安工作，但原则性的问题，几个保安都得接受。这些保安，谁也不愿与我针锋相对，他们也知道，我的位置，绝不是李部长很随意就能给换掉的。对于队友的更换，我毫无办法，但我坚守我的阵地，李部长想把我挤兑走，也不是一句话一张纸条所能如愿的。

刚开始，他只是暗地里给我的工作下绊脚石，我不吭声，只是更谨慎地工作。抓不住我的把柄，他也无可奈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沉默让他失去了耐心，他开始当面给我挑刺，以种种籍口同我争吵。我不与他争吵，迫不得已时，就用平静而冷漠的声音同他理论。

我们的争吵，几乎每天都要有几次。

早上刚上班，我坐前面，他坐后边。开口第一句，他说：

“小董啊！我感觉咱们俩在一起很别扭，要不，这样吧：我把我的办公桌搬到我的宿舍里去。我在那里办公，你看怎么样，啊？”

我忍着心中的不快，说：“我没有那种感觉。”

他说：“唉！我是最烦吵架的，天天这样，什么意思？”

我不做声。

他说：“你中专毕业，有学问，做什么不好呢，非要做保安？你又懂电脑，出去找份文员类的工作，多好啊！这个保安队长，有什么当头儿？”

我欠欠身子，故作平静地说：“谁是什么样的人，我心知肚明。“

他哼了一声，说：“说白了吧！我就是要把你挤出厂。“

我忍不住有些激动，声音不由地大了许多：“进厂这么长时间，我做的一切，每个人都看在眼里，即便是厂里一根草，我也没拿过。”平缓一下心情，我加重了语气，继续说：“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挣钱，拍拍胸膛，我敢说，我的工作谁也不能说半句不是。”

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说：“封老板会因为你一个小小的保安队长与张总闹翻脸？”

我冷冷地说：“我在广东打工，最大的感触，就是这里更讲实干，那些形式上的东西，在这里绝不会长久。”

“啪”地一声，他桌上的茶杯被震倒了，他一字一顿地说：“信不信？我让你三更死，你活不过五更。”

……

两个人闹得越来越僵，即便迎面而过，也是彼此权当路人，甚至，有时有旁人在场，我们也炒。我与他的关系，逐渐恶化到了极点，就差没动手打架了。

我是尽量忍耐的，但他时时刻刻都要刁难于我，忍无可忍时，我就与他针锋相对。我们就这样，天天吵着工作。

上学时，常听人说，社会上人际关系复杂，我第一次体验到了。那时，虽然说得有点夸张，但与在学校时的环境相比，还是有着完全的不同的。

而对于这样的争斗，我还是显得太嫩了点。

我觉得自己被逼进了死胡同，想走，走不下去，想退，也退不了。于是，越挤越难受，越挤越受不了——我心里上的压抑感，已经快达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有时，甚至觉得自己被挤得就要爆炸了。

一位朋友曾经劝我，说我不适合出去打工，只适合做做文章写写诗当个文人。

面对眼前的局面，我有些无奈，有些无助，在没了先前只在胸中涌动的激情。

我能当个文人吗？我最清楚自己的浅薄。我虽好文，却是空有热情，却无这份天赋，热了数年，我连一篇拿出去见人的文章也没有。即便做了文人，恐怕一辈子也写不出点滴能够传世的东西。

想这些，都毫无用处，现实是，我怎样才能在这个地方活下去。

没有饭吃，文人也会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