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极端的情绪：一种是某些哲学家的情绪，他们相对地瞧不起各种分门别类的具体科学，认为那都是一些极为狭窄的小天地，而哲学却要统观世界；另一种是某些科学家所持的态度，他们认为哲学无非是一些抽象的空谈，并不具有多大的科学价值，与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并无多少直接联系。这两种情绪的存在，使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相互瞧不起。哲学家和科学家相互排斥的这种状态，是和哲学与科学的相互分离的状态相一致的。但是，这两种极端的情绪，无论对于哲学家，还是对于科学家都是十分有害的。这两种情绪对于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也同样是十分不利的。

哲学与科学的分裂使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成了“不健全的个人”。有人甚至用“双重人格”、“精神分裂症”这样的用语来形容那些割裂科学与哲学的统一性关系的哲学家或科学家。因为无视科学发展的哲学家往往会变成陈腐观念的说教者，而逃避哲学问题的研究又往往使科学家成为种种过时哲学的俘虏。

哲学，无论在怎样的意义上，它都应该是在追寻一种普遍理性。哲学力图超越感性的性质，使人们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它可以和具体的科学相脱离。同样，科学观察和实验的具体感性活动的特征，使人们往往也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它可以和抽象的哲学相脱离。

其实，普遍理性和具体感性在人类认识活动中是不能截然分离的。人是以产生了理性思维为标志的。而这种理性思维的结构、方式等等便是一种形式的哲学。由于产生了理性，人的感性得到了改造。在人这里，任何感性的材料都必然会纳入理性的框架结构来予以衡量。这便是人和动物的感性的区别，也是哲学与科学内在统一的最终根据所在。

科学在本质上是由普遍理性的原理组成的。这些原理不等于一些观察、实验的事实的直接陈述。由种种事实陈述上升到普遍理性的原则依赖着某种哲学思维的观念、规则和方式。从同一组陈述中，之所以可能得出不同的普遍理性的结论，其根源就在于科学家们所拥有的哲学思维方面的差异。哲学在科学之中；科学在哲学方式的规范之中。任何一种科学的普遍理性都相应渗透着一种哲学观念，而这个科学的普遍理性便有理由被看成是某种哲学观念和具体陈述相结合的产儿。哲学和科学的统一性不能仅仅看成是一种外在的衔接，而应该看作是一种内在的溶合。

科学是普遍理性的体系，而任何普遍理性都应渗透着一种哲学观念。有趣的是，很多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都已自觉地意识到，使他们得以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往往并不是那些具体专业中的直接性的材料，而是对这些材料进行处理的方式：这些方式正是某种意义的哲学。

科学决不是一种纯感性的活动。怎样从事科学研究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考虑，怎样对具体感性材料加工处理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考虑，都是科学活动本身所固有的重要内容。

试想一个由具体感性和普遍理性两种成分合成的一根棒，两种成分合成的比例随着离开棒两端的距离而递减（或递增）。我们把此棒的两端分别定为哲学端和科学端（如图2.1）。

图2.1 科学与哲学的内在溶合

人类知识中的任何一门学科都将处在此棒的某一位置上，它们都只能是某种程度的具体感性和普遍理性相结合的产物，并且它们都只能与其他学科共处于同一条科学——哲学之链上。

其实，人类的普遍理性的普遍程度是有差异的，有的适域较窄，有的则较宽，由此，这些不同程度的普遍理性便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哲学或某些零散的哲学观念。这些哲学或哲学观念是针对不同范围的，或大些、或小些的“世界”的。所以，这些哲学或哲学观念同时就具有不同程度的（大些或小些的、完全或不完全的）世界观的意义。一般而论，普遍理性所适合的域限越窄，它的世界观程度、哲学意味就越小，反之就越大；科学的层次越深，它的世界观程度、哲学意味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反映在上图中便是，依学科在图中所处位置，其哲学意味、其世界观程度由右至左而递减。由于任何一种科学都是由普遍理性的原理构成其科学体系的，所以，在所有科学学科之间只存在普遍理性的普遍程度上的差异，而不存在普遍理性有无的区别，这也就等于说，无论怎样深层次的科学都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哲学意味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哲学与科学的界限的相对性。

另外，我们还应看到。科学向深层的分化，也并不总是伴随着哲学意味的减少。在现代科学向深层次的分化发展中，明显呈现出另一种学科横向交叉的综合化趋势。在这一综合发展中，或者是研究对象本身涉及多个学科，或者是方法涉及多个学科。这种学科的深层发展中的综合趋势使这些发展起来的深层学科本身的哲学意味增强了，而不是减弱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哲学与科学内在溶合的统一性关系具有多重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