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理论都是认识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理论一样，经验也是可错的，并且是具有社会性的。无论是经验还是理论都不具有独立的地位，都无法充当认识活动的牢固基础。这样看来，整体主义就应当突破经验主义的藩篱。理论在科学认识中是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不仅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正确的理论，而且在科学研究的任何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理论的参与。理论在认识活动可以促进经验的产生、帮助塑造经验以及对经验进行解释。经验在科学认识中要发挥作用总是离不开理论的协同作用。理论在认识活动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理论对经验主要有三种作用：

（1）理论对经验的先行激发作用

经验主义在正确地强调认识过程中经验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往往会忽视经验产生所依赖的条件，往往会无意识地接受一种没有根据的“事实相对自立性假设和自立性原则”。但是，实际上在科学研究中经验的产生对于理论有很强的依赖性。在科学研究中，经验构成了重要的基础，但是并非任何一种经验都是有同等意义的。只有那些能与有关理论密切相关，并能提供新信息的经验才是最有意义的经验。而经验是科学实验的产物，科学实验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获得有意义的新经验往往需要进行新的科学实验，常常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所以经验的突破往往只有在理论突破的指导下才能产生。

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提出了著名的理论增殖原则，即为了扩展人类的经验，有必要鼓励不断提出新理论。实际上，不仅理论的增殖，可以通过科学实验的增殖来促进经验的增殖；而且有时候理论的会聚和收敛同样可以通过实验的增殖或收敛，来促进经验的增殖。

所以，全面分析经验和理论在认识过程中作用的整体主义，比仅仅关注经验作用的经验主义更接近真理，能更好地指导我们进行认识活动。以上介绍的理论激发经验的生产，强调的就是理论先于经验的关系。

（2）理论对经验的共时建构作用

所谓理论参与经验的建构，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观察中渗透着理论，理论成为经验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对于不同的认识主体，处于相近的认识环境，面对相近的认识客体，由于所持有的理论不同，所获得的经验也不尽相同。这是因为经验的获得，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刺激的被动反映（或反应），而是主体利用客体刺激主动认知的结果。

理论参与经验的建构，是在多个不同层次上进行的。在知觉层次上，现代心理学已经通过严格的实验证明了：对于相同的感官刺激，由于主体的背景信念不同，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知觉模式，如著名的鸭兔图，有人看作“鸭子”，有人看作“兔子”，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看作“鸭子”或“兔子”。N.R.汉森因此提出了“观察渗透着理论”的著名论断。这是因为持有不同的信念和理论的主体，对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进行选择性关注。如古代中国和西方对天象的观测能力相差不大，观测的经验也基本相似，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占主导地位的天文理论相差很大，所以对观测经验的解读就有天壤之别。中国古人更多地将日食、彗星、超新星爆发等“奇异”天象与灾祸联系在一起，更多关注偶然性的天象变化，所以彗星、超新星爆发、流星和流星雨以及太阳黑子的记录方面远远走在西方前面。西方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关于太阳是完美无缺、不可能有瑕疵的偏见则大大地阻碍了太阳黑子的发现。而西方古代的几何学传统则帮助西方人在构建宇宙模型的理论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注重行星运动和黄道的视角则是西方在岁差的认识上领先于中国。这是因为，我们获得知觉的过程，实际上是将神经信号重新编码的过程，在编码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信息量并非是来自外部的信息，相反主要是来自主体内部的信息。人的神经系统大约有1亿个外部感受器，用于接受外部刺激。而接受内部信息的感受器却有105亿个。神经系统在整体上更像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

理论参与经验的建构的另外一种途径是理论为描述经验提供基本的语言框架。我们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的经验都是以语言表述的、可以成为人类公共知识的陈述。相近的感官刺激，甚至相近的知觉，用不同的理论表述就会形成完全不同的认知经验。例如，在托勒密体系的支持者看来是太阳落山，而在哥白尼体系的信奉者看来则是地平线向上转动。

（3）理论对经验的事后解释作用

所谓理论对经验进行解释，是指在主体已经获得了经验之后，理论对经验的内容和意义的理解以及对所解释经验的认识价值的评判。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理论解释经验的内容；第二，理论审查经验的性质，做出评价。

理论解释经验的内容。人类的知识从来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经验的简单拼凑。经验产生后，认识主体必须要确立相关经验与其他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经验才能在主体的认识活动中发挥其功能，而在确定这种关系的活动中，理论充当了关键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有通过理论对于经验的解释，经验的内容才得以确定，经验的意义才得以解读。同样的经验，在不同理论的解读下，意义完全不同，与之相关联的经验和理论也完全不同，经验的认识价值也相去甚远。

理论审查经验的性质，这涉及到对特定经验的认识功能的评价。在人类的经验中，只有一部分的经验被纳入到认识活动中去，或者说被赋予正面的认识功能。许多经验由于无法为主导性理论所解释甚至显现出与主导性理论相冲突的性质，常常会被贴上幻觉、错觉、妄想、魔术、欺骗等标签，尽管这些经验也会被用来说明主体的身心状况，但是被排除在对于研究对象的认识基础的范围之外。当然，这种审查是依赖于理论的，也是相对的和可错的。伴随着科学理论的更迭，“有效的”经验的范围常常也会发生变化。

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我们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一种极端形式。一般来说，对于经验的内容，我们通常会按所接受的流行理论来进行解释。在解释时，尽量假定我们已经接受的理论和获得的经验都是正确的，这类似戴维森的意义理解的“慈善原则”。而一旦难以解释，则或者会开始考虑援引那些我们不太信任的 “边缘”或“另类”的理论，这可能是科学的突破，也可能是陷入伪科学的泥潭；或者会开始怀疑经验的性质，将这种难以解释的经验解释为幻觉、错觉或者魔术、欺骗等等，这就是理论对经验的审查和评价。

理论对于经验的解释和审查生动地体现了人类认识活动的整体性质，即无论认识过程的哪个环节都不是绝对的，其作用的发挥都要依赖于其它环节的作用。既然任何一个经验在原则上都可能被重新解释，都可能被排除出认识的基础，则抽象地谈经验不可错、必然正确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并且很有可能误导我们忽视认识的复杂性，忽视在认识过程中经验对理论的深刻依赖性。以上所涉及的理论对经验的解释，强调的是经验先于理论的关系。

通过分析理论对经验的作用，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认识的任何一个环节中，只要有经验出现的地方，理论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我们可以说，理论在认识活动的全过程中无所不在。但强调理论无所不在的作用，并非是要倒向相反的极端，并非要抹杀经验在认识活动中无可替代的作用，而是要强调认识活动中经验和理论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共同构成了认识活动的整体。所以说作为基础主义的经验主义应该为整体主义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