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女贼王”带不来真正的正义

“湘西女贼王”的道义正确与法律错误

王传涛

近日，被媒体称为“80后湘西女贼王”的唐某燕接受记者采访。唐某燕称，我从2008年开始作案，如果偷的是贪官，他们一般不会报案，而且也不算违背良心。我不记得2009年犯多少起案子。我专门偷官员办公室，基本都是厅级。在丽水被抓是因为在丽水一个银行行长的办公室里偷了四五块手表，有欧米茄、雷达什么的。（8月6日《华商报》）

十八大之前，坊间和网络上有这样的段子：反腐有“四大奇招”，包括丢失U盘，二奶反目，家中被窃，日记外露。关于官员“家中被窃”，实际上一直没有全国性的代表案例。而今，一个全国性的、乘飞机在各个城市作案、专偷厅级以上官员的女贼出现在了公众面前，而且，这位女贼还有了一个非常拉风的绰号——“80后湘西女贼王”。

许多小偷，并没有更高的“理想追求”和更为智慧的偷盗路径，于是，他们也只是小偷。而此女一出，网络上大呼“女侠”。更有不少人称赞其所作所为是梁山好汉的义举，有些替天行道的味道。更有网友呼吁，因为其在道义上存在“劫富”和“反腐”的客观效果，希望司法机关对其能减刑。然而客观而论，“湘西女贼王”终究带不来真正的正义，她在道义上的诸多合理延伸在法律上完全是错误的，更不符合现代文明。

一者，“湘西女贼王”只有私利，而没有公利。这们的女贼，仍然停留在“劫富”和“偷贪”的层面上。他们没有完成“济贫”，没有把财富共享——当然了，共享财富，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是实现不了的口号，在物权受到保护的现在，更是可笑至极，但肯定的说，侠女偷贪官，与公共利益无关。如果你认为有关，只能说明你“入戏太深”。

二者，反腐只是“湘西女贼王”行窃的衍生品，所谓的道义，也只是附属物。她区别于传统的小偷的特点在于，她把握了贪官不敢报案的心理，而这样的心理不过是为了自己及同伙进行“相对安全的偷窃”。除了这个原因，你让他们明着和贪官们斗，相信是死也不肯的。

三者，逃不出“人监督人”的窠臼。真正的良性监督其实是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监督人。也不是等到官员贪污了，才去抄家，而是建立一个可以相互制衡的权力约束体制，让所有手握公共权力的人自始至终感觉到“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恐惧感。到那个时候，相信也没有贪官了。女贼监督贪污，和指望二奶反腐一样，只能取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四者，最重要的是，“湘西女贼王”的存在本身就是非法的。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是最古老、最原始的侵犯财产犯罪。在法治社会中，这种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提倡和鼓励的，即便女贼偷了整个社会的公敌的财物。

说到底，“湘西女贼王”在当下这个时代，即便满足了许多人的“反腐”和“劫富”愿意，但其存在本身就是非法的。她在道义上的无比正确，全身都寄托了民众对于“劫富”和“反腐”的快感，让人大呼快意恩仇的过瘾。但还是不得不说，“湘西女贼王”的路子，终究是野的。无论对于所谓的“贼王”，还是对于大众，都带不来真正的正义。

现代政治下，公民社会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并不完全正确。贪官的敌人，有时候也是法治的敌人，甚至于是社会发展的敌人。公众不可以因为他们做了不利于社会敌人——贪官的事，就认为这样的人做了正义之事。伦理上的相对合理，并不能掩盖其在法理层面的完全错误。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断然不是指望靠女侠们建立起来的。女侠只存在于没有法则的丛林社会之中。更可以设想，如果鼓励这样的“女侠”去反腐反贪，那么，谁又来监督这些所谓的女侠？指望他们反腐，就如同回到明代用特务治理腐败的旧式制度里。显然，这是社会的倒退。

载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