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于“院士抄袭”起源于“师徒阋于墙”

王传涛

前不久，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医师王宇澄举报他的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正敏涉嫌学术抄袭、科研成果剽窃、院士申报材料造假等问题。据了解，王正敏2005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王正敏申报院士的时候，王宇澄正是他的秘书，目睹了王正敏为当上院士论文造假的全过程。王宇澄说，在王正敏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候选人论著目录附件材料》中，被列入的271篇论文至少有57篇涉嫌造假。（1月2日中央电视台）

院士抄袭，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虽然，“57篇涉嫌造假”这样一个数据，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但是，在一个对于院士无限崇拜的科研体制之中，两院院士出现怎样的丑闻都已经打动不了看客们的心了。不过，此次院士丑闻中的一个细节却令值得深思——为什么这一次举报学术腐败又是以“师徒阋于墙”的形式出现？

同样或类似的故事情节，在学术反腐案件中反复上演。200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北大医学部血液专家陆道培联合8名专家召开新闻发布会，指称北大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陆道培的弟子）存在剽窃造假行为；同年，东北师范大学6位教授联名投诉他们的同事、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兴土涉嫌抄袭剽窃……

这样的“同室操戈”，带来了何等的纠结。一方面，公众喜欢看这种因“窝里斗”引发的师徒之争、同事之争，相关细节的披露，甚至不亚于《甄嬛传》里的皇宫争斗；另一方面，这也难免是一种悲哀——难道治理学术腐败和学术造假，就只能依靠师徒反目、同事揭发这种“窝里斗”的形式和路径吗？几乎每所大学里都建立的学术委员会，那么，这个学术委员会每天到底在忙什么？教育部门设置的反学术腐败机制，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面对已经无孔不入的学术腐败与论文造假，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学术圈里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一者，低学历的人，看不懂学术精英们的利益斗争，也看不懂他们申请了巨资写出来的垃圾论文；二者，专业与专业的不同，也同样会造成监督的乏力；三者，学术圈里都有一些潜规则，如果分赃均匀，相信师徒也好，同事也罢，都不会“同室操戈”，两败俱伤的结果谁也不愿意看到。

学术领域的高端化，要求教育部门必须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学术监督制度。这毕竟是一个对待某些问题要保持严肃的时代，是一个应该把用于学术研究的每一分钱都要给纳税人解释清楚的时代，并且，无论从对于维护学者自身尊严的角度，还是从维护科学道德、弘扬学术正气角度来说，都需要建立严格的学术监督机制。“同室操戈”也好，“师徒阋于墙”也罢，都只能是学术反腐的绿叶，而不应该成为学术反腐的红花。因此，教育部门就必须要改变当下孱弱的学术监督体制。

除此之外，学术腐败只是社会腐败和权力腐败的一个缩影。只有在科研体制里彻底去行政化，并在政府层面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和制约，并把权力这只老虎关进制度的牢笼，学术腐败才可能在根子上解决问题。

发于《青年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