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零私用”的重点并非“技术反腐”

“公车零私用”只是科技反腐的“小胜一局”

令箭起作用，并非因为上面有朵鸡毛

王传涛

广州利用科技手段，给全市党政机关8491台公车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和用车人身份识别设备，监控行车轨迹，今年6月，全市公车月行驶里程比车改前减少了45％，一年可节约4000万元，连续两个月出现公车“零私用”。（8月12日新华网）

“科技反腐”小胜一局，引来了无数关注。看到“公车零私用”的结果，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一者，这应该是最近几年所有进行公车改革的城市中，最勇敢的一个说法了，无论是温州、杭州还是昆明，只是说取得了一些成效，公车停驶率比以前高不少，但是敢说“零私用”的确实只有广州这么一家；二者，假如公车确实是“零私用”，则广州进行的“科技反腐”也便具有了示范效应。

笔者有充分的理由来质疑“公车零私用”说法的权威性。一者，公车有登记在册和非登记在册之别，有带“O”和普通号之别，有市直机关和下属单位的公车之别，谁又能说那些没有登记在册、没有装GPS的公车，就完全没有私用现象？二者，这个数据只是官方数据，而并没有第三方的验证，即是政府的自说自话。但是，即便只做到了对登记在册公车的“零私用”，广州公车改革的成绩也是非常显著的——全市公车月均行驶里程比改革前减少了45％，全市8491辆车每年节省费用约合计人民币4200万元。

对于那些没有进行公车改革的城市而言，公车改革至少又有了一种新的模式——广州模式。那么，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广州模式的最大优点是什么。是昂贵的GPS全球定位系统起了作用，还是对每辆车的24小时全程监控更有威力？是对权力进行了有效的约束，还是公务员们都自觉了？笔者以为，广州公车改革的最大优点和特点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监督。过于强调GPS的监督作用，只会让反腐落入以高成本、低收效式科技反腐的“窠臼”和“俗套”。

不可否认，GPS监控解决了“四大难题”：节假日公车封存难、用车人身份甄别难、公车使用情况公示难、执法用车监控难。但是，更为主要的，却在于有“民众监督”和“加大惩处”两大因素。关于群众监督，我们能够看到广州市纪委智能监察室一位干部说的这样一句话，“一旦有群众举报公车私用，从监控系统可以看到被举报车辆的行车轨迹，当事人想不认账没那么容易。”显然，没有群众举报下的GPS定位，效果会大打折扣。

二者，没有惩处的监督，不是好监督。据了解，今年4月起广州市开始曝光公车私用查处情况，4月曝光6起私用情况；5月曝光2起私用情况。而且，对于认定“私用”的依据，也是非常严格，一要看公车是否真正用于公务，二要看用车手续是否完备。显然，这与公车有没有装GPS没有关系，而只与监督权力敢于“拍苍蝇”和“打老虎”有关系。

GPS之对反腐取得的成效，就好比，孙悟空遇到了打不死的妖怪，从菩萨那里借来了一件宝贝，一两下之间，便收了那妖孽。可是，对于未来路途中充满的凶险，会遇到什么样的妖怪，有没有必胜的把握，恐怕连孙悟空自己也不知道，至于还会不会到天庭那里去搬救兵和借法宝，都还是未知数。

令箭起作用，并非因为上面有朵鸡毛。常识性的东西仍然需要重申——技术从来都只是辅助手段。对权力进行制约，才是根本之策。反腐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公共监督与权力制衡，我们要做的是“将权力的老虎关进笼子”，而非给老虎配发高科技的玩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