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人跨过摔倒老人的道德危机与个人纠结

王传涛

4月5日，长春一位老人在市场内因突发脑梗塞晕倒在地。监控录像显示，围观市民迟疑一阵后纷纷排队从老人身上跨过离开，在急救人员赶到前，12分钟内共有178人从老人腿部跨过，只有1名女子留下照顾老人。4月7日《新文化报》）

这是一起与“小悦悦事件”极为相似的事件。一方面，公众和舆论会很容易地对178名“路人甲”进行道德上的批判，在事后面对舆论压力，想必也会有“路人甲”表示内疚和歉意；二是，对于那位停下来打120的黑衣男子和站住对老人进行施救并让行人注意不要踩到老人的“白衣女侠”，想必很快会成为英雄式的人物，媒体的焦点很快会追随过去。除此之外，此事再一次激起我们对于当下社会公德危机的思考。继而，我们应该如何来挽救这场公德危机？

在令人心痛但又确凿无疑的视频面前，单纯的批评178名“路人甲”，没有任何意义。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去挥舞道德的大棒，而不去那时那地那个场景之下去感受一下内心的纠结，盲目地发表批判他人道德的言论，都不具备多少说服力。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看到网友留言中“如果是我，我也可能不会救人，实话实说，别喷我”的坦率与直白。或许，如果我们出现在那时那地，如果有孩子要接，要帮家人卖菜做饭，更怕被讹上成为第二个彭宇，或者不知道那个地方有个摄像头能够在特殊情况下证明自己的无辜，我们也可能都是“路人甲”。

如果没有建设性的意见，所有的批判和指摘，都是乏力的。当下社会被誉为“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之中，社会成员之间不信任是正常现象。可是，不信任不是我国成为“冷漠的中国人”的足够理由，如何避免类似场景故事再次上演，无疑是最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消除“后彭宇时代”的社会阴影，破解“不愿不敢扶起摔倒老人”这个社会难题，至少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是，法律层面。真正能够挽回公德的做法，离不开政府行为的鼓励，尤其是离不开司法的公正。当下我国法律体系中没有“好心人免责条款”，这也被认为是导致出现小悦悦等悲剧事件的根源之一。可喜的是，今年2月份，在深圳，正在由深圳市人大审议的《助人行为保护条例（草案）》中规定了对救助人采取法律援助和慰问措施，对被救助人无理纠缠采取惩戒措施，对证人采取奖励措施等多种条款。这被誉为我国最早的“好心人免责条款”。对其他地方而言，当然也需要进行这样的立法，来确保施救者不受到讹诈。

二是，技术层面。早在2011年9月份，卫生部就发布了《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对于如何对摔倒老人展开急救，进行了分门别类的介绍。可是，现在而言，这个指南并没在走进千家万户，也没有走进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急于跌倒老人，也就因为技术和知识上的欠缺，而不敢下手去救人。因为怕“帮倒忙”，我们至多会像视频中的黑衣男子一样，拿出手机拨打120。

三是，公民意识的培养与建立。笔者所讲的培养公民意识，并非是“树英模”，也并非指政府部门喜欢的“造神运动”。不是把某一英雄人物无限拔高化、脸谱化，而是让每一位公民了解到自己身处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责任、权利和义务。百年前，梁启超在《论私德》中便有这样的定论：今日国中种种老朽社会，其道德上之黑暗，不可思议。只有现代文明里的公民意识才能纾解“道德上的黑暗”，才能解救这个“老朽社会”。

长春这起178人跨过摔倒老人身体的事件，再次让社会痛心。笔者希望，政府、立法部门、社会以及我们每个人都能通过各自的努力，让每一位社会成员汲取救人的勇气和正能量，让“冷漠的中国人”的标签尽早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