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人免责”条款需要在全国普及

对“好心人免责”立法是公德回归之必需

王传涛

1月初，仅十五条、千余字的《深圳经济特区助人行为保护条例（草案）》公开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在 2月22日举行的深圳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该条例提请初审。该条例的主旨内容是：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当认为救助人不是侵权行为人，而是好心施救人；只要救助人尽到通常注意义务的，不对救助不成功的后果承担责任。（2月25日《羊城晚报》）

彭宇案的悲怆、豆饼老太的无奈以及小悦悦带给世人的震惊，令“冷漠的中国人”成为一个标签而长期存在。“扶起摔倒老人”作为一个本应再简单不过的道德伦理问题，在当下这个号称文明的社会里，却变成了一个死结。“从我做起”的高尚宣言，人人都会说。可是，当我们面前真的出现一位摔倒在地的老人时，“要不要先录像取证”、“我会不会被讹上”便成了非常现实而纠结的问题。

这当然要怪罪于“陌生人社会”这个大环境，也需要怪罪于不法商贩、贪官污吏破坏了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价值与信仰，更要责怪那些被救助之人的“反咬”之举，这让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猜忌，而不存在信任。但是，这些都不是理由，甚至连借口也算不上。除此之外，我们还习惯性地给自己找一个“后彭宇时代”的理由，没有人希望重复彭宇的悲剧便成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可是，在笔者看来，这些都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你看，无论是“道德银行”，还是政府鼓励并且重奖，也并没有剥离公众的“路人甲心态”。

真正能够挽回公德的做法，离不开政府行为的高尚，离不开司法的公正。尤其是离不开司法的公正。必须要讲那个2004年发生在美国加州的著名案例了。一位叫亚历山德拉的年轻女子发生车祸被卡在车里动弹不得。另外一名名叫丽莎女子将其救出，但丽莎由于没有专业的施救技能，导致了亚历山德拉车祸后瘫痪。之后亚历山德拉将丽莎告上法庭，称丽莎救助疏忽导致她瘫痪，所以丽莎要为她的瘫痪负责。2009年，加州议会以75∶0票通过“好心人免责条款”，条款宣布了类似丽莎这样的案例：因救助他人的疏忽导致其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得以免责。在美国，“好心人免责条款”又被人称为“好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法则”。当下我国法律体系中没有“好心人免责条款”，也被认为是导致出现小悦悦等悲剧事件的根源之一。

说了这么多，还是要回到这则发生在深圳的新闻身上。深圳这个仅有十五条、千余字的《助人行为保护条例（草案）》，标志着我国首次以立法形式将“好心人免责条款”固定下来，这样的立法举动，当然值得肯定。这样的立法，对于公德的回归尤其是纾解救助老弱伤残的命题，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单纯的谈道德，很是单薄肤浅、苍白无力。尤其在这个容易被道德绑架的时代，在“你道德上有问题”很容易会成为攻击利器的今天，一味的批判道德还可能会招致更负面的效果。从法律角度改善道德，辅之以救人技术的宣传与普及，才能保障公共道德的灵魂不死。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希望，在深圳之后，能有更多的省份和城市步其后尘，或者全国人大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属于中国人的“好心人免责条款”。

“好心人免责条款”的通过是唤回公德的最基础前提。当然了，公德的唤回，信任的增强，自然不是通过一部法律就能解决的简单之事。想要彻底杜绝小悦悦事件，仍然离不开“陌生人社会”诚信的回归，要依靠商贩社会良心的回归，要依靠权力的约束和官员的清正，同样也依靠全体社会人的共同努力。

必须要说的是，道德和法律，并非完全绝缘。法律制度的建立，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价值的建立。而只有法律制度保护到那些应该保护的好心人，并且惩治那些应该受到惩治的人，整个社会的价值次序才会回归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