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修正闯黄灯处罚政策更重要是反思立法教训

王传涛

目前，一些群众比较集中地对“闯黄灯”的相关处罚规定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对此，公安部高度重视，感谢广大人民群众对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支持。日前，公安部交管局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交管部门对目前违反黄灯信号的，以教育警示为主，暂不予以处罚。公安部将深入听取各方面意见，科学论证，根据我国道路交通管理的实际，进一步细化、明确对违反交通信号灯违法行为的查处情形和处罚规定，更好地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安部网站 1月6日）

这是一次合理的修正！无论是依据民意民情，还是依据社会现实，都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及时而合理的政策修正。作为一名驾驶员，笔者认为这样的修正，至少有以下三条意义：一是，还原了黄灯本来存在的意义，如其不然，闯黄灯与红灯没有区别，则黄灯完全可以撤掉；二是，让严刑酷法变得更加人性更加温柔了，驾驶员不再因为要重学驾驶理论和罚款而过度担心了；三是，对于解决城市拥堵、避免急刹车导致追尾、避免油耗过度、促进节能减排等问题，也非常有利。

法律法规及时调整与法律本身应该具有的稳定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及时调整的背后，则是法律法规的随意改动，以及大量无辜的“政策牺牲者”。在这短暂的“六天执行时间”中，不少驾驶员，因为闯黄灯两次而扣完了12分，他们应当得到同情，可是，他们又该找谁去说理？再者，公众更担心的是，改动如此频繁的公共政策，在几天之后能不能出现新的变动？司机们又该如何去适应？法律法规在维持稳定和与时俱进之间，应该要进行怎样的博弈？和民意又应该有怎样的沟通？……这些问题，都应该值得公共政策的制定部门和立法部门警醒注意。

 “闯黄灯处罚政策”变了又变，成为立法界的一大笑柄，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立法案例。在笔者看来，公共政策的制定部门和立法部门需要从中反思以下两个方面的教训。一是，立法的程序必须要符合起码的正义。科学的学术论证、政策实施之前的试点与试验、政策落地之前的“俯冲”和“消化”等程序，都不应该缺少。即便打着“矫枉一定要过正”这种似是而非的法学理论，也不应该忽略掉起码的程序正义。

二是，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都不能完全脱离公众的意见而存在，“关起门来立法”的路子再一次验证了是荒谬的。公共政策，事关公众利益，因此，它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能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也能影响到我们的喜怒哀乐。在一项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之前，民意一定要听取，不能因为权力的足够强势，而把民意和权利撂在一边不管不顾。问卷调查、听证等工作，都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完，哪怕是权力走上街头，采访一下大街上的老百姓，也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断不至于匆匆立法，又匆匆修改。

闯黄灯处罚规定，得到了修改，这是好事。这是权力低头认错的范例。但是，作为一名普通的纳税人，我们从来都不希望权力伤面子和伤公信力的事情发生。道理很明白，权力一伤面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必然让一批无辜的公众“躺着中枪”，从而让整个社会付出相当大的心理成本和经济成本。因此，我们更希望权力部门能够从这个事情中，反思立法的教训，少走些弯路，多一些立法的理性，少一些立法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