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暑身亡”案例能否唤来高温下的体面

王传涛

7月29日，烈日烘烤，西安笼罩在39.9℃的高温中。在西安市未央区东风路的未央区农村信用社住宅楼建设工地，一位叫田保善的农民工突然倒地，身体抽搐，最终不治身亡。据了解，热射病属于最严重的中暑，属长时间在高温、高湿条件下，大强度劳动所致。更让要揪心的是，因为维权困难，田保善家属无奈之下选择了“私了”。（《华商报》8月6日）

原本以为，今年6月29日由国家安监总局、卫生部等几个部委联合发布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能够给这个夏天带来几次清凉，没承想，高温作业仍然没有被叫停。不仅如此，往年出现的因高温导致死亡的事件也没有避免。田保善之死，告诉我们，高温下的体面劳动并不能指望一部《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得到解决，劳动者的卑微，似乎还远远进入不到体制的温暖怀抱。

夺走田保善的原因有很多个。具体来说，类似于空头支票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到了基层那里总免不了成为一纸空文；而卑微的劳动者，在公信力并不强的公文与制度面前，对于这样的管理办法与自己应有的权利也并不关心，调查显示多数农民工并不知晓他们到底该不该领高温补贴；坐在空调室里的执法者和监督者，很少去建筑工地和马路上看一看最基层的劳动者的真实工作状态；至于用工方，恐怕谁也会说出“耽误不起工期”的话。于是，高温下停止作业和发放高温补贴，便成了一纸空文。

我国人喜欢“热火朝天”。殊不知，“热火朝天”的背后，劳动者应该得到充分的休息。可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是：温度即便达到40度，市民们还是该上班就得上班，农民工们该干活就干活，即便是在露天里；即使路面温度达到可以煎鸡蛋的60度左右，大街上为生计而奔波的人仍然没有停下脚步。高温下的权利，似乎只剩下了“自费吃冷饮”。公共政策、执法和监督部门在高温下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对于高温也不有达到应有的重视程度。

 其一，高温下的公民权利，仍然是整个社会的盲区。公民权利，并非是呆板的权力赋予，也会受到气温或天气的影响。但随着极端天气出现概率的不断增加，高温已经成了阻止市民迈向“体面”的一大绊脚石。高温之下的权利包括“高温假期”、包括“高温补贴”，更包括将这些权利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的现实操作，都需要来自权力方面的明确赋予。

其二，一味注重速度、快捷的城市文明，还有多少可以让市民乘凉的地界儿？这是一个相对而言的问题。水泥、柏油式的地面已经让大地失去了吸热和渗水的基本功能，于是，我们用空调，空调又制造了新的热能……周而复始，我们发现周边的大城市都成了“N大火炉”的一员。这也加剧了室外作业的危险性。

其三，将高温当作“天灾”来应对的意识，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非常欠缺。防暑降温，对许多人而言，就是个奢侈品。火山、地震、泥石流是天灾，这都无可厚非，近些年来，大雨、大雪与高温也有了天灾的趋势。高温袭来，医院也就成了最忙碌的地方。这需要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市井坊间，都需要具备一种意识——将高温当成天灾来对待，要知道高温，是能够热死人的。

实现劳动者的体面，不只是劳动节的口号，更何况现在的劳动节已经变成了旅游节，连口号都快没有人喊了。需要明确的是，体面二字，更非仅来自于薪水的提高，更需要劳动环境的改善和维权机制的完善，需要权力尽量关注和规避因为不利天气导致的“不体面”，然后，用观念的改变和政策关怀的方式来改善种种情况，以防止高温中暑死亡事件的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