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见市长，无法满足的民意饥渴？

要求见市长的民意饥渴，真就无法满足？

王传涛

12月16日，广东珠海1名男子在珠海拱北金叶酒店门口路段，拦停了一辆路过的大客车，拿出一把刀称要自残，并要求见市长。该名男子跟警方对峙持续了大概40分钟左右。随后，警察制服了该男子并将其带回派出所调查。（中国广播网12月19日）

首先，这只是一件很普通的“小事”。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没有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表明了民警所做的工作是成功的，此外，民警在处理整个事件过程中的工作态度也值得肯定，正是由于民警的反复劝说、耐心疏导，才最终使得事件转危为安。

然而，有个小小的细节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个事件之中，当事人的一个要求是民警怎么也满足不了的，那就是当事人反复提出的“我要见市长”的要求。

客观来说，当事人的这一要求并不合理：一方面，市民见市长要符合程序——接访程序，市长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市长有市长的事，群众有意见可以反映到职能部门，如果职能部门解决不了才上报给地方政府和政府领导；另一方面，当事人情绪极端尤其是想自残时，总是难逃“精神病”嫌疑，出于安全考虑，无论是市长，还是普通行人，都是不允许靠近的。

但是，以自残的方式要求见市长，至少还能反映出，市民见市长的门槛是非常高的，甚至已经高到非常人所能想象。这或许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市民与市长之间的巨大鸿沟。虽说一市之长，杂务缠身，但是，市长与市民的鱼水关系决定了市民应该是有希望见到市长的。而揆诸现实却会发现，除了在电视上，我们能够看到正襟危坐、侃侃而谈的市长、县长，除了几年也搞不了一次的接访，市民们还是难以见到一市之长。

在中国古代，在衙门之前，会出现一个鼓。这个鼓的存在，拉近了市民与县令、与知府之间的距离，如果市民有冤屈，如果市民有诉求，是可以通过击鼓的方式进入衙门大堂，并与县令或知府对面而谈的。虽然当时的市民往往自称贱民、草民，在谈话时往往席地而跪，但民与官之间见面的路径比较通畅。相比较于这一点，当下的官员与民众之间，确实缺少了直接沟通的平台。有一个重要的命题也就摆上了桌面：除了接访，除了看电视，在现代政治理念之中，市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见市长？市长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接待市民？

今年10月18日，广州市领导公开接访。消息一出，市民赵先生竟然带着铺盖提前三天来排队，只为见到市长一面。而赵先生和他的同伴在见到市领导时，还曾因为情绪激动而落泪。此事，或许就可以成为一面镜子，在镜子之中，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现实：现在而言，市民见市长，已经越来越奢侈了。在纳税人与服务者的关系中，这根本解释不通。

市长接访市民，不能只局限于“公开接访日”。公众期望的是，政府部门能够确立一种常态化的接访制度，这个制度就像那门鼓一样，能够时时刻刻立在职能部门与政府的大门口，公众一旦有难事，都能通过鼓声的传递，实现与政府部门负责人的见面。所以，对于市长、县长们而言，或者，应该多设立一些“公开接访日”；或者，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信访制度，这个信访制度，最需要规避的就是“信访变截访”，只有这样，才能让百姓诉求实现长驱直入。这需要阳光的照入，需要权力运作实现彻底的透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