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期博士”泛滥暴露了博士教育弊病

王传涛

近日，西南交通大学对博士生学籍进行清理，2006年及以前入校的博士生尚有857名未毕业。其中，入学至今已有10年(即2001级及以前入学)但未毕业的博士生达到253位。还有两名博士生于1990年入学，就读已有21年之久。据了解，超期者多为公职人员和企业管理者。（《成都商报》12月6日）

“超期博士”不是只有我国才有，在西方年满5年不能毕业的博士生也不乏案例。但是，一所大学有867名“超期博士”，并且有两名博士生已经就读21年之久的现实，相信只有我国独有。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吉尼斯申报，要是有的话，读21年博士是不是应该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了呢？古人讲，“活到老学到老”，而读博士的时间超过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时间，也可以当成一种人生资本来“炫耀”了。

“超期博士”也不是西南交大独有。在此之前，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已经完成了对“超期博士”的清理工作。问题是，是谁纵容了“超期博士”的存在？是学校，还是导师？是教育体制，还是教育环境？我想，这是一个连大学校长都很难说清楚的难题。或许，我们只能通过一波又一波的清理运动，来找到一些安慰。而站在博士教育的角度讲，我国博士的招考、准入与准出制度，似乎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一点无可避讳。

“超期博士”泛滥的根源，其实是博士的泛滥。2010年8月， 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新书称，我国博士数量近10年来增加了19万。数据统计显示，截止2010年夏，我国博士毕业生已经累积达到35万人左右。而自2007年始，我国每年的博士招生人数都超过了5万人。应该说，这个数字是体面的，也确实成就了“世界第一博士大国”的光环。但是，博士数量的提高，给了我国高校的博士教育增加了难以承受的负重。

博士群体的扩大，难免会导致博士生源质量产生下降。一方面，体制之内尤其是官场之中，弥漫着一种“学历崇拜”的思想，许多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都想戴着博士帽管理他人——西南交大负责人所说的“超期博士”多为公职人员和企业管理者，就能说明一切；另一方面，博士的准入制度降到最低，这使得一些不想做学术的、无能力做学术的、只想依靠博士帽实现升官发财的，都很容易地成了博士生。因此，我国成为第一博士大国，并不是一个骄人的消息。直接影响就是，博士群体内部，成分鱼龙混杂，学术能力良莠不齐。

在死板的博士毕业制度面前，一些不能正常上课、不能按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博士生，也很难达到毕业的要求。更加上许多博士生导师不教不授，一个学生若没有本科与研究生的经历，博士阶段也几乎学习不到什么东西，更多的时间里，只是导师的免费劳动力，而且，免费的劳动力，毕业越晚越好。博士们若不自立自强，似乎很难提前毕业；即便奋发图强，也还要看导师的眼色。

博士是我国的最高学位，博士群体的质量，代表着我国未来的学术能力甚至是生产力。因此，博士教育容不得有半点疏忽。我们看到一些大学已经开始停招在职博士生，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说明一些学校正在考虑如何从根源上杜绝“超期博士”。除此之外，推行严格的准入与准出制度，强化对博士生甚至是博士生导师的管理，是摆在诸多大学面前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