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科研资金，其实是死于行政化

60%科研资金，与官场腐败同病相怜

王传涛

中国科协的调查数据显示，国内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科研人员通过虚报经费、收集发票充抵等手段将科研经费放入个人腰包。相关机构的财务部门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滥用资金的行为开了绿灯。（《中国青年报》8月31日）

在教授丑闻满天飞舞、学术腐败无处不在的当下，我们还应当庆幸，总会有一些或准确或不准确的数据能撩起科研体制的神秘面纱。面对“国内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的悲催现实，社会中总能形成两种对应的情绪：一是对当下学术体制的旧仇上又添了新恨；二是，数据的存在往往会形成倒逼，督促学术科研体制实现自我改良。

去年5月份，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提出，近年来，高校腐败案件有增加势头，目前高校职务犯罪发案部位相对集中，成为腐败重点区域。首先要问的是，60%的科研资金去哪了？其实这个问题十分简单，和官场一样，这些资金要么被贪污，要么被转送，要么成为日常的招待款源。

先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包养N奶”的准院士段振豪。今年7月份，准院士段振豪教授被妻子曝光包养二奶、小三和小四，并养私生女，还为几名情人各送一套房。第二个，几天前有媒体曝出中科院一名80后办公室科员利用报销之便贪污138万元之多。可以断定，若是学术圈子是个两袖清风的地界儿，也不至于出现以上两位这样的案例。然而，学术腐败早已经是世人共知的普遍现象了，进一步需要追问的是，是什么样的体制造就了学术的腐败？

任何一种财务监督体系，应该包括审计与问责两部分。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我国学术体制和政府衙门一样，既没有面临严丝合缝的审计过程，也没有遇到一个严谨的问责制度。在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的科技部2010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显示，部分科研项目配套资金到位率低，有的虚假配套，这从横向纵向经费互换上可见一斑。但是，即便有了审计，对于审计出来的这个结果，也没有多少纪检部门来过问。足在见得，许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一样，都是因为疏于监督才出现腐败的。

疏于对财务的监督只是一个方面，对学术成果，也是很少有人问津。官样式的学术项目审批制度，过场式的学术成果检验程序，势必会让造假、抄袭之风盛行。一个几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元的科研项目，最终换来的可能就是一两篇抄袭得来的论文。2008年曝光的浙江大学院士抄袭案中，李连达院士及其弟子贺海波之所以抄袭造假，不过是为了应付他们申请下来的那个价值上亿元的国家课题。

学术腐败，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复杂。可以肯定的是，科研机构中所出现的腐败事例，几乎都能从官场体制中找到雷同的影子。公款报销、造假、应付检查，加之都缺乏强有力的财务监督与问责体制。行政化、官僚化、衙门化的科研体制，就是另外一个系统的政府部门，与官场还算“本是同根生”，科研机构像许多政府部门一样腐败，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