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弑母案”：与其道德审判，不如技术恶补

王传涛

网上视频显示，上海留学生刀捅母亲后，国人全部在周围围观，仅有一名外国人上前救助，救助后并未留名。医生称，当时如果这名外国人不救助，母亲很可能当场死亡。（ 4月12日《新民晚报》）

留学生的“弑母案”，引发了整个社会对“包办”式教育以及留学热问题的大反思。案中那个被母亲说成精神病的悲剧儿子，一时之间，成了全国人的公审对象。许多人这样认定，该留学生比药家鑫更残忍、更可恶。随着一段视频的曝光，我们对此事的反思又有了新的角度：那些围观者，也应该值得批判——一名叫做“路人甲”的外国人，让无数国人汗颜。

批判国民的道德，是近些年来的一种趋势。有人说，这于彭宇有关，有人说，这与南京那个卖豆饼的老太有关。其实，透过一些公共事件来反思国人的整个道德，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一个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不是通过两三件道德危机事件就能计算出来的。对于“围观弑母案”一事，笔者同样不同意对围观者进行道德审判的做法。

如果你在现场，你会怎么做？这是一个纠结的问题。能说出实施帮助的，不只有道德圣人，还有说谎者；不能实施救助的，除了道德因素之外，也有其他方面的理由。我的答案是，我和围观者一样，只能等待120救护车的到来，除此之外，我也是无能为力。还要说一个问题，上海是一座国际大都市，国际机场不可能只有一名外国人，但为什么只有一名外国人补救呢？我想说的是，一个高尚的外国人，证明不了在场围观者的素质，更证明不了其他60亿人的道德水平。

不妨让我们看一看新闻中的这样一句话——自己不是不想帮忙，而是没有相关急救知识，怕帮倒忙，所以，自己只能选择围观。面对这样的坦白，这样一句大实话，如果我们再对在场之人以及全体国人进行道德审判，只能加剧这个社会的道德危机。本来，在场观众没有救援，只是一个技术问题，非要在这个技术问题之外再强加上一个道德问题，很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在笔者看来，与其对在场围观者与全体国人进行道德批判，还不如着力于反思一下国内教育之于“紧急救援”的基本业务现状。每位想诉诸于道德批判的人，不妨先问一问自己，关于“紧急救助”，自己知道什么，又能做什么？进一步需要问的是，国内中小学对于公共安全教育，现在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呢？

2007年2月，教育部制定《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同时教育部门又制作了《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紧急救助》的八集视频，内容包括“心肺复苏术”、“外伤包扎、止血、固定、搬运”、“头胸重要部位损伤急救方法”等八节内容。但在中小学的课程表上，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教育或培训课程，悲剧的结果是，自救有时都无法完成，他救就更可能是帮倒忙了。

面对“围观弑母案”，我们不需要一味的道德评判。就当下形势而言，对全体国人进行急救技术的恶补，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