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三次野外大熊猫普查在秦岭

   2000年的佛坪之行是我写《熊猫史诗》的采访伊始，如果都这么艰难困苦下去，恐怕写不完就一命呜呼了。幸亏我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一个好记者，要有吃苦的精神，应变的能力，却不是目的。因为我们不是探险家或苦行僧，我们的目的是多快好省地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去佛坪前，我请熊猫工程办给陕西省林业厅打个电话，临行时我再告知到达时间，就会有车送我去佛坪，就会少吃苦少生气少挫折，就能争取时间保存精力去采访。所以说，采访有三个层次：吃苦受气还拿不到东西是为蠢，历尽艰辛有所收获是为笨，善于借助外力轻松达到目的是为巧。但是要做到事事都巧，却不容易。这些年来，正是有了巧笨结合为主，偶尔蠢一次的经历，我才完成了《熊猫史诗》而不是我的生命。如果说去佛坪是笨的话，两次去长青的经历便是蠢笨巧的三结合。

   2000年深秋，当我正在佛坪的三官庙保护站和庆庆对眼神时，就听说全国第三次野外大熊猫普查开始，陕西片的普查队员在长青保护区集中培训。有史以来对全国的野外大熊猫进行普查有两次，1974年和1985年，这是第三次，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我当然得去。于是，我告别了庆庆，和以雍严格带队的佛坪小分队一起去了长青。

在北京我曾请教过国家林业局保护司的副司长刘永范，如果说王梦虎、卿建华是新中国的第一代保护人，刘司长就是第二代。说起关于大熊猫的保护应该采访哪些地方，哪些人，他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其中就有长青。

但是我到达长青后，保护区管理局的麻局长却拉着脸告诉我他没什么可说的，要采访得等副局长郑松峰出差回来。好在我在长青还有很多事要做。培训班的学员有好几十人，天天上课，讲大熊猫以及和大熊猫相关动植物知识。此前我虽然闷在家里看了十几部熊猫专著，毕竟是自学，似是而非，如今有老师讲课，当然要听，如饥似渴。因为天冷，衣服带的不够，就不停地吃巧克力，把西安带来的给养消耗殆尽。

培训班结束了，队员们上山时我还跟了一回，只是他们在山上住，我没有装备，雍严格又陪我下来了。这时该采访了吧，郑局长还没回来，麻局长还是没的可说，我所在的单位却来电话催我回京。得，走吧。当时的长青管理局在洋县的华阳镇，我要去汉中坐火车还有一大段路程，想到来佛坪时的艰难，我就去问麻局长，最近几天是否有车去汉中。麻局长还是拉长着脸说：“没有。”算了，我就去街上打听了长途汽车，打算第二天走。晚上，我去和北京来指导普查的朋友告别，他才告诉我说，第二天一早，有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陈东升的小车去汉中。我奇怪：“可麻局长说没有！”朋友说：“要不要我去替你说。”我说不用，只要有车，就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