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记忆》五姐(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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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都知道书法界有个吴三大,我家张三大却无人知晓,也难怪,这名字我才啄磨出来,大伙怎么会……
五姐正儿八经嗓门大、胆子大、本事大。提起她的嗓门,咱可实话实说,有根有据。1965年,乾县剧团来三原招生,五姐第一个前去报名,一折辕门斩子,让在场的人惊掉下巴。她的唱功了得,字正腔圆,抑扬顿挫,高亢有力,气势磅礴,令人荡气回肠。评委连连点头:好须生!好须生!当场定板,并登记了年令和详细地址。当她兴冲冲跑回家把喜讯告诉老娘,老娘絲毫没被她激动的心情所感染,板着一付严肃面孔:不能去!书房、戏房——瞎娃的地方!
一贯和老娘保持意见统一的我,这回心里也持相反意见:想学瞎,不定在戏房,而是无论何方。娘一句话绝对定秤,再想唱戏,你都没戏。
回想起来,当初决定直接扼杀了一位秦腔艺术家。不过没关系,农村是一个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五姐被推选妇女队长,带领社员战天斗地。一贯风风火火的她,干活向来不惜力气,男子汉能干的,她都能干,犁地、耙地、半夜浇地,都不在话下,在农业社真正是个硬棒劳力。
六十年代生产队牲口较少,常常人力拉犁翻地,社员都愿和她搭帮,她舍力气,一人能顶兩三个人。
说起她胆大,不服不行,得从逮蝎子说起……漆黑的夜晚,空无人烟的巷道,南城比较安全,翻过河坡到北城,前街,后街北头就是漆黑一片,一望无际的旷野,让人不寒而栗,万一出现个陌生面孔,或窜出一条……脑海里又浮现在我家门口冲着我笑的麻子怪……净构思恐怖場景吓唬自己。可五姐从不害怕,常常用手捉蝎子,这得有经验,用手只能逮爬着不动的。碰到爬行的和盘在一堆的蛇是常事。让我碰上总会大呼小叫,可她好像没当一回事,嘴边老挂着一句:怕啥!有姐哩!
孩子挨母亲打己是时空见贯,但在五姐这里竟成犯法行为。有回当老娘还打得意犹未尽,她就冲出家门,跑到巷子大喊:我要到法院告你去!也许她的情绪包含唱戏那件事对娘的积怨……要不是巷子四姑硬给拦了回来,没准她真跑到法院呢。她的胆量连铁匠出身的我都甘拜下风,娘把我咀、嘴打肿了都没萌发告娘念头。、
五姐在,我也算挑大梁的,我们干不了的苦活,重活都是她干。弟小,她顶男孩子用。半夜浇地,一般女孩没这胆量。她吃苦麻利劲,很少有人比得上。
那年头要穿件新衣谈何易?每当我们出门走亲戚,她当晚就会把己褪色的裤子翻个过,第二天就能穿上,跟新的差不多。
别人也许一礼拜都做不好一双鞋,她一晚上连纳鞋底带上鞋帮,第二天能穿上新鞋。
不由想起老娘每每在油灯下为我们做鞋情景,做一双鞋真的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特别爱惜。记得上学那会,每逢下雨(除冬天)放学都会把鞋脱掉,夹在肘窝,光着脚往家跑。
五姐1968年结婚,跟姐夫去新疆喀什当了随军家属。1971年姐夫转业到体温计厂,姐在体温计家属工厂当厂长。
女人窝当领导,那不是闹着玩的,那金钢钻,不敢揽瓷器罐。家属工厂一无所有,就是有几十張口等饭吃。工厂主要机器就是一台裁纸机,小型划线机,装订机。最难的就是姐要出去揽活,进黄板纸。进一趟货谈何易?得跑兩三趟不一定有货。坐公共车到土门下车,步行到红光造纸厂,来回一趟十七八里,订好货再顧车去拉。每次拉五六吨,一吨纸分四板,一板500斤,500斤重的纸靠三个女人从车上往下卸,姐无疑是主要劳力,要卸二十多趟。
姐还得负责排板,化线,裁剪,由于她精心细算,几乎没有废料。在七八十年代,最高月工资能拿200多元,一般能拿180元左右。
工厂起步时间不长就来了个害红眼的,仗着人力害,到体温计抢家属工厂生意,由于管理不善,半年后自动解体。
家属工厂每逢过年还有不错的福利,工资也很可观,全是手工,包工活,大伙干的热火朝天,工人们早己全部转正。经过苦心经营,姐整整干了十多年,姐现在工资比我还高。
一件难忘的事涌现在我脑海。那是一次五姐主持三夏准备工作的会场上,突然冒出几个彪形大汉,励声问道:谁是張雋?!五姐一个“我”字刚一出口,大汗们冲上前去,不由分说,直接五花大绑,拉出会埸,在埸社员己被吓懵,谁也没敢阻拦。五姐被簇拥着,直奔城隍庙。据县医院中西医专家李志亮回忆,五姐毫无畏惧,大义凛然,一付江姐赴刑埸的形象,令人佩服(李当时被姐早一步抓进城隍庙),在那里横遭毒打,本来不结实的衣服己被打烂,身上装的清凉油盒己被打扁。他们要的结果就是让姐造水津巷硬骨头的反(她是头头)。
我当时在西林院旁半成品楼房守电话,对姐的遭遇一无所知。突然,东方红广播台播音员清脆刺耳的嗓音划破了黑暗的夜空:东方红广播台,现在播送造反声明,水津巷,硬骨头队长張雋……短短几句话,让我震惊万分,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铁铮铮,响当当,硬帮帮的人怎么会造反?当造反声明播送不到兩个小时,她又回到她的硬骨头队。原来她不造反,毒打不会停,她也不能——对,好汉不应吃眼前亏!
五姐不管在生产队或家中都出了大力,流了大汗,尽管她与姐妹关系比不上三姐融恰,她的功劳在于撑起我家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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