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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强调“有引必注”?

(2010-06-27 14:30:48)
标签:

福柯

话语

学风

抄袭

学术不端

造假

文化

   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有关微博的论文,其中光是查大哲学家福柯关于“话语权”的一个注释,就占去三天时间。这三天几乎都耗在了书店、图书馆和英文电子数据库上。

   花这么长时间去找一个注释值得吗?这不仅令我想起一些学子对类似问题的质疑。每年在硕士、本科的论文开题和写作时,我都要再三强调:一定要做到“有引必注”,否则不为抄袭,即为“不严谨”,说得严重一些,就是“学术不端”!记得一位同学颇不以为然地辩解说:“即使花十天找出出处,不还是那句话”?我当时正色道:做学术是个“笨功夫”,没有捷径可循。似是而非、人云亦云的学术只能是“伪学术”。对“不端”的学术行为的唯一态度,就是“零容忍”!

     在网络时代做学术似乎容易多了,青灯黄卷、皓首穷经,似乎都是老夫子们的“土法炼钢”。网络上的“百科”、“知道”大行其道。Google一下,百度一下、“回车”一下,似乎就能将所需知识一网打尽。于是,我们都成为“重度搜索引擎中毒者”。研读、深思,这些“旧石器时代”的“钻木取火”术,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不屑;流芳百世的大师经典也成为“时不时拿出来掸掸土”的摆设。岂知在众声喧哗的虚拟空间,我们在自由地享用表达权和多元观点同时,也成为泥沙俱下,以讹传讹的“信息之熵”的受害者!  

   即以福柯“话语即权利”的论断为例。近年来,“似乎引用福柯变成了一种标签和通行证”(孙歌语),否则就会被学界斥为“没有资格谈学术”。于是,想当然的引用、不假思索的转引竟成时尚。但是,福柯何时、何地说过这一论断?在福柯林林总总的论著中,怕是难觅其踪。奇怪的是,在福柯林林总总的论著中却难觅其踪。再看那些车载斗量的相关论著,无一例外的都是只有引号、没有脚注的空穴来风。

    当然,说福柯首次将“话语”与“权利”联系在一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语出1970年12月他在任法兰西学院教授时发表的《话语的秩序》就职演说:“对于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诗人而言,真实的话语……乃是由有权言说之人根据一定仪式来表述的”; 1976年,福柯又发表《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指出:“话语承载着和生产着权力;它加强权力,又损害权力,揭示权力,又削弱和阻碍权力。” 但是,他何曾“话语亢奋”(福柯语)地说过“话语即权利”这个高度概括而又不容置喙的话语?

   福柯影响深远的《话语的秩序》演讲词系以法文写成。“话语的秩序”法文原为 L' order du discourse,1981年Routledge 出版公司将其译为英文,题为The order of Discourse。除了福柯的原著《知识考古学》、《主体解释学》、《疯癫与文明》、《性经验史》、《古典时代的疯狂史》、《不正常的人》,2002年由德国学者马文·克拉克(Marvin Chlada)编写的DAS Foucaultsche Labyrinth (《福柯的迷宫》)一书,至今是最好的一本阐释福柯理论的“口袋书”;而许宝强、袁原所译《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一书》,则是目前唯一可见的载有《话语的秩序》一文的中译本。因为该书译得文采飞扬,趣味满纸,无容置疑地是一本好材料。但因为中间已由法译英、英译中两次“意义的丢失”,因此引用时如不对照原文,恐怕也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我曾不止一次举过《正在消失的报纸》一书的例子,全书翻译颇得“信、达、雅”之妙,但在全书的末尾,却误将“Warn”一词看成了“Warm”,从而菲利普·迈耶所说的报人们是我的朋友,这本书的主旨是为了警告他们并使他们更有力量。”一句中,警告”竟被误译为“温暖”!一字之误,使得读者对作者写此书的目的索解为难,岂不憾哉!

    从目前学术论文中大量出现的似是而非的“转印”中,我看到了学术界的隐忧。这就像高考的作文试卷中,一些学生随心所欲地编造出一段“警句”、“名言”,然后将其归入莎士比亚的名下,而判卷教师因为没有读过莎翁全集,只好给出一个“博学多才”的评价。

    高考试卷毕竟算不上学术,但是其反映的文风却值得深思。清华大学从今年开始,运用有关软件严查毕业论文的抄袭、“暗袭”、“过度引用”等学术不端行为,学生除了问题,导师也要“连坐”,希望这是一个“严谨为学、诚信为人”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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