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晏扬　

　　从明年起，浙江省扶贫标准将提高至4600元，无论绝对数额还是相对比例均为全国最高。据预测，扶贫标准提高后，浙江省10.9%的农村户籍人口约350万人将因此受益。

　　扶贫标准又称贫困标准，扶贫标准越高，统计意义上的贫困人口就越多，扶贫对象增加，即意味着政府扶贫范围和力度增大。去年11月，我国扶贫标准提高至2300元（2010年不变价），全国贫困人口因此猛增至1.28亿人。鉴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更像是为经济欠发达地区量身定做，它只是扶贫标准的“基数”或底线，而经济较发达地区，显然应在此基础上确定较高的扶贫标准，将相对贫困的人口纳入扶贫范围。

　　浙江省将扶贫标准提高至4600元，达到国家扶贫标准的两倍，换算可知，4600元大致相当于日均2美元，与国际上的相对贫困线相吻合。这样的扶贫标准，对外真正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对内则树立了一个标杆，一个加大扶贫济困力度的标杆，一个体现政府责任和良心的标杆。

　　有人可能说，浙江省经济较发达，所以有能力将扶贫标准提得这么高。这话不无道理，却也不尽然。查阅资料可知，广东省目前的扶贫标准为2500元，明年拟提高至3200元左右；山东省前不久宣布，该省“十二五”期间的扶贫标准为2500元；作为西部省份，陕西省的扶贫标准也达到了2500元；还有很多省份没有自己的扶贫标准，即以2300元国家扶贫标准为标准。可见，各地扶贫标准虽与经济实力有关，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扶贫济困的决心，说到底就是愿不愿意自我加压，将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弱势群体。

　　笔者认为，地方扶贫标准的确定，不能全凭地方政府自觉，而应有规矩可循。换言之，应当给地方扶贫标准确立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扶贫标准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占201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的近39%；浙江省4600元的扶贫标准，占该省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0.7%；广东省则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3%确定扶贫标准，故拟于明年提高至3200元左右；去年7月重庆市政府网发布消息称，按照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0%确定新的扶贫标准……可见，各地扶贫标准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相差较大，随意性较大。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各地扶贫标准有差距，这可以理解，但各地扶贫标准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应该大致相同。也就是说，各地将多大比例的农村居民纳入扶贫范围，不能太随意，而应有所约束，地方扶贫标准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不应低于全国的比例。

　　给地方扶贫标准确立这样一个标准后，显然，凡是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国水平的省份，都应确定高于国家标准的省级扶贫标准。一个省（区）之内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因此，各个市应在省级标准的基础上确定市级扶贫标准。很多城市其实已经这样做了，比如：杭州市的新扶贫标准为6000元，高出省级标准1400元；山西省的扶贫标准为2300元，太原市则将扶贫标准提高至3500元。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建立多层次的扶贫标准，应该成为我国扶贫工作的特色之一。

　　“贫困”既是相对概念，也是动态概念，所以，扶贫标准的动态增长机制不可或缺。要认识到，不管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总会有一些相对贫困的人口需要政府伸出援手，而促进社会公平、扶助弱势群体永远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各地与其比GDP，比财政收入，不如比一比扶贫标准，这才是地方政府应该倾力打造的“形象工程”。
　

　　（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刊于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