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這枚石印的土庫曼斯坦的安諾遺址屬于前蘇聯學者命名的安諾文化，其分佈的區域主要是在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經過對該方石印的碳十四測定，其年代大約是在公元前2300年，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我國的大禹治水的時期。

安諾文化的考古學史實有土坯房屋、人工種植、大麥小麥的種植、綿羊山羊的養殖、彩色陶器製作、黃金和寶石等等。年代也大致相當于大禹治水時期中國的中原考古史實。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殷商的甲骨文中有一個麥字，該麥字上從來下從止，字面的本義是自己走來的農作物。這可以說明麥子是舶來物種。漢字麥已經多處見于《詩經》：

《魏風·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麥”。

《豳風·七月》：“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鄘風·載馳》：“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有關上圖的文字探討，李學勤寫到“2001年5月12日又在哈佛關于語言、考古的會議上進行討論，引起與會者濃厚興趣……出席哈佛会议的学者指出，石印上的符号肯定是文字，但不是两河流域、伊朗或印度河谷的古文字。他们认为中国那时还没有文字”。

首先我们可以排除上圖是土庫曼斯坦的文字。土库曼人的使用的语言是土庫曼語，它也是土库曼斯坦的官方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乌古斯语支土库曼语種。在土库曼斯坦约有 340 万人使用，其次在伊朗有 200 万使用者，阿富汗有约 50 万使用者。土库曼语与克里米亚塔塔尔语和撒拉语有很大的联系，亦稍与阿塞拜疆语近似。土库曼语曾使用西里尔字母书写并先後使用了包括拉丁語在內的多種語言。但是他們所使用的這幾種語言都是表音文字，而不是上圖石印中的表意文字。所以對土庫曼斯坦而言，這枚石印也是一枚舶來品。依據石印的文字分析，和該石印“血緣”最近的文字應該是中國的中原文字。

“他们（西方學者們）认为中国那时还没有文字”。

公元前2300年左右，會不會有中原的中國人遊牧到土庫曼斯坦，會不會有刻有中原文字的石印流傳到土庫曼斯坦呢？答案是肯定的。《山海經》的《中山經》結尾處有這樣一段話：

“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蓋其餘小者甚眾。不足記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這一記載說明大禹時代就已經派人測出四面臨海的中原所在的大陸東西和南北的大致的長度。乌鲁木齐到土库曼斯坦的直线距離不過5000公里，即不會超過萬里。這就是說石印出土地點是在遠古中原的中國人的活動半徑之內。遠古匈奴人的基因調查最集中最純正的當是蒙古族人，最遠的在匈牙利有分佈。

類似的文獻還有北極光的記載和考證可以證明當時的中原人探險已經北出雁門關深入北極圈。《山海經·海外北經》中記載：“鍾山之神 ,名日燭陰 ,視為晝 ,瞑為夜 ,吹為冬 ,呼為夏。不飲 ,不食 ,不息 ,息為風。身長千里 ,在無啟之東。其為物。 人面蛇身赤色 ,居鐘山下。西北海外 ,赤水之北 ,有章尾山。 有神人面蛇身而赤 ,直目正乘。 其瞑乃晦 ,其視乃明。 不食 ,不寢 ,不息;風雨是謁。 是燭九陰 ,是謂燭龍。”

《淮南子· 地形訓》載: “燭龍在雁門北 ,蔽於委羽之山 ,不見日 ,其神人面蛇身而無足。 ”

現在讓我們回歸上圖。這拓片上的四個（？）符號是文字嗎？進一步的探究他們是漢字嗎？首先這樣四個符號鐫刻在這個石印上是有著文化意義的，但是其鐫刻的內容確實值得推敲。公元前2300年的中原大地是存在文字的，例如：《倉頡文》、《大禹文》《岣嶁碑》都是已經形成了文本的作品。但是由于這些孤立的文本碎片，我們無法證明當時的中原有沒有系統化的文字存在。我們能夠出示給世界的最早的漢字系統目前看還只能是殷商的甲骨文系統，因為它不僅創造了系統化的文字，而且伴隨出土了大量的卜辭的文本。殷商的這個時期大約是在盤庚遷殷之後。從甲骨文字的避諱“庚”字和褒庚貶辛看，這個文字系統應該是在武丁朝開始時就已經基本完成。公元紀年應該是前1340年。這時距離安諾石印的誕生已經過去了1000年了。我們可以將這個1000年（前2300年至前1340年）看作是中國文字的誕生并逐漸系統化的成熟過程。

其實如果從河南舞陽賈湖的龜板刻符的“目”字，到山西陶寺遺址扁壺上的“文”字，再到《倉頡文》、《大禹文》《岣嶁碑》，漢字因為使用的需要不斷創造新字，最終在殷商的武丁朝基本完成了甲骨文系統。

那麼上圖的四個文字符號是不是漢字呢？我認為是漢字，而且這一方石印應該是具有完整的文化表達載體。

我認為將這方古印帶到土庫曼斯坦的是公元前2300之前的某些匈奴人。殷商之後，也曾有一群群的殷商人選擇在數九寒冬，踏著白令海峽厚厚的冰蓋，將中國中原的文化和當時並不成熟的甲骨文字帶給了北美洲的印第安兄弟們。這方石印從的質地看是產自新疆和闐的黑玉，所以流往并出現在中亞地區是很自然的。據發現者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希博爾特介紹，石印出土地點是Anau(音譯為安諾)的一處多間土坯房屋中的地下，質地為黑玉，印背上有小瓦形紐，印面為正方形，邊長稍小于一英吋。印面上刻有文字，筆劃里嵌有紅色。其碳十四測定為公元前2300年。這個年代正是中原文化從時期轉化為銅器的時代。從科學手段上，應該將安諾石印和早夏文化進行碳十四測定的對比，以期去偽存真，確定石印的真實年代。

這方印所屬的Anau文化經前蘇聯考古工作者鑒定是一種分佈于中亞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遠古文化，其特點正是銅石並用的彩陶文化時期。安諾石印的出土使我們聯想到同一時期在我國黃河上游出現的馬家窯文化。兩者的彩陶文化以及陶器上的刻符頗有共通之處。

必須指出的是該安諾石印有多處殘破：一是印背有一角破損；二是印面右側字跡不完全，顯然是後世有磨損，讀者可以從上圖的拓片中清楚地看到這一點，這一點對印文內容的解釋極為重要；三是印面中的筆畫兩竪可能因為年代久遠經過打磨。該印面上的數個符號可以在饒宗頤先生的《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一書中的許多考古符號中發現。這個安諾石印中的符號都是遠古文物和考古發現的極為常見的符號，由于已經進入造字時代，有些符號也可能就是後來某個漢字的初文。

我們要破譯該安諾石印的印面內容，首先必須確定這個石印印面上一共有幾個符號，我認為它們一共是四個符號；其次我們要確定這些符號是不是漢文字或者其它文化的文字，我認為它們應該是遠古的漢文字。下面我就从左到右逐字予以分析：

第一個字是漢字的一個筆畫：丨。這個丨多見于出土文物符號，其訓詁學資料極少。主要見于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段注》成都古籍書店 1981版。

“丨。上下通也。（依玉篇）引而上行讀若囟。（囟之言進也）引而下行讀若退。（可上可下故曰下上通。竹部曰。篆引書也。凡字之直。有引而上引而下之不同。若至字當引而下。不字當引而上。又若才屮木生字皆當引而上之類是也。……又音古本切）凡丨之屬皆從丨。”（上述引文括號內為段注）這個丨字的本義是天地通，上下通的意思。則印文的第一個漢字丨就是天地相通之意。既然丨字有通天的本義，就應該讀作xìn。但是關于這個漢字最簡化的一個字之一，我認為它應該有漢字數詞“一”的用法，原因在于漢字符號在最初造字時期是沒有方向性的，這一點在殷商甲骨文系統中有很多的例子：如月、史、既、沉、掰等甲骨文的造字。所以作為最簡單的筆畫造字，丨應該有最原始的本義數字“一”的意思。後來在使用中因為需要其義項又增加了囟、退、棍（古本切）的新意。考古发现的更加远古的丁公陶文是更为有说服力的文物。这里的丨上端有一个类似篆书的“蚕頭”，下部有一個鉤筆，同樣在左起第二個字“木”的中間一豎上也是這樣的書法。不同的是丨的鉤筆向右，木的鉤筆向左。請重視這一左一右的兩個鉤筆，它至少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從書法的高度成熟分析，此時人類可能早已經發明了書寫工具的毛筆，這方安諾石印在雕刻時可能用毛筆設計的初稿。二是下端的鉤筆表明此時的書寫已經遵循自上而下的規律，而不再有《說文》中 “引而上”和“引而下”的不同了。這就填補了漢字書法上的一個空白點。

第二個字是印面中間的“木”字。木在甲骨文中本義就是樹木的象形。

《說文解字》：“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從屮。下象其根凡木之屬皆從木。”

第三個字就是拓文右上角的“五”，其造字本義是下面一橫為大地，上面一橫為天。《說文解字》將天地之間的“×”解釋為“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這個甲骨文字本義在卜辭中就用作數詞五。拓片中右上角這個五的右邊的尖角顯然已經磨損，或者石印殘破之後經過打磨修復。

右下角為第四個字：己。由于印文殘缺了右側的一豎，是的這個字分成了兩個字：一和匚。兩個字用一豎連起來就是漢字：己。己字是杞柳的杞字的初文。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在破譯印文時需要用到。

遠古發音的己和夏启的启為同音字，所以在夏代該發音可能有避諱。

上述對安諾石印的印文做了逐字的解釋。雖然這些字在考古遺址的發掘中尋常可見，但是從照應歷史事實，形成印文的完整表達，挖掘其文化和歷史意義上看。這一文本是一個碎片化的印文抑或是一個具有歷史背景的完整的文本，對于該文本是否來自中國的中原非常重要。尤其是石印的存在年代正契合了中國的新石器時代的末期，距離夏代大禹夏启兩王時期未遠，印文中又是生命力極強的方塊字，對于這塊石印究竟是來自非洲或者西亞國家，還是來自中國的中原（如方塊字、毛筆底稿、硃砂、石印）或者河西走廊地區（如彩陶、黑玉、交通要道）。

綜上所述，我認為這方安諾石印應該是創造于中國的中原，很可能是源于夏禹或者夏启時代，原因后敘。這方石印的印文應該是方塊漢字，其內容破譯應該是：一木五己。因為遠古造字的己字是杞柳的杞字的初文，所以這個石印印文破譯就是：一木五杞。

杞柳又稱紅皮柳，是一種落葉灌木。叢生，就是說一棵杞柳的根上可以四散長出多根枝條。杞柳遠古時期在今山東、河南大地廣有分佈，當地人至今仍用來編制筐篚。

一木五杞（己），正是植物杞柳的生物學特征；

一木五杞（己），用來形容一門所出的弟兄五人；

一木五杞（己），暗喻弟兄之間應和睦、團結、兄弟鬩於墻而共同御外；

如果我的這個破譯成立的話，這枚安諾石印應該是有一式共五枚。他們分別授給了弟兄五人。如果該石印的漢字印文成立，則其餘尚有四枚流落在土庫曼斯坦到中國中原大地的某個地方。

一木五杞現象在史書中，尤其是在夏代是有文獻可依的：

《尚書·夏書》有《五子之歌》。《書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清孫星衍考證其中的歌為地名。”這裡的昆弟五人就是夏启的五個兒子。這是與安諾石印在時間上距離最近的史實。《史記·夏本紀》有記載。昆弟五人人手一枚刻有“一木五杞”的玉石石印是歷史上完全可能發生的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