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读书入仕、辅国治民乃是正途。贾政虽不热衷仕途，仍是“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见第78回）。然而，宝玉那独特的性情，则不免“淫魔色鬼”之嫌（就如晴雯不免“狐狸精”之嫌一般）。贾政暴打他，也主要是为此了。如雨村说的，“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见第2回）。

“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见第42回）男人的“分内之事”是什么呢？正是“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至于文学、艺术等，则是余事。“文章憎命达”（杜甫），“诗穷而后工”（欧阳修）。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多产生于不得志时。这些才人，便是“补天”之余，正所谓“挑剩下的”。这也算是作者的自我调侃了。

幸运的是，贾政后来终于看明白了宝玉。“（贾政）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于是，“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见第78回）。那贾政是相当正统的人。他能欣赏宝玉，说明宝玉身上的这些特性，并非一定为社会所不容。

“虽闲时也曾遍阅，不过一时之兴，随看随忘”，“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不过偶因见其中或一二股内，或承起之中，有作的或精致，或流荡，或游戏，或悲感，稍能动性者，偶一读之，不过供一时之兴趣，究竟何曾成篇潜心玩索。”（见第73回）可以看出，宝玉读书的态度是颇为随意的。就连平素深恶的八股文，也能从中获取营养。

宝玉性好“杂学”。宝钗说他“每日家杂学旁收的”。连贾政也认为：“（环兰二人）若论杂学，则远不能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倒有点像诸葛亮的“观其大略”：从表面上看，对于规定的课程，并没有“务于精纯”；而实际上，他涉猎甚广，且能独立思考，融会贯通。发前人所未能言，见他人所未曾见。看似歪话连篇、荒唐无稽，实则大有情理。

“那宝玉虽不算是个读书人，然亏他天性聪敏，且素喜好些杂书，他自为古人中也有杜撰的，也有误失之处，拘较不得许多；若只管怕前怕后起来，纵堆砌成一篇，也觉得甚无趣味。因心里怀着这个念头，每见一题，不拘难易，他便毫无费力之处，就如世上的流嘴滑舌之人，无风作有，信着伶口俐舌，长篇大论，胡扳乱扯，敷演出一篇话来。虽无稽考，却都说得四座春风。虽有正言厉语之人，亦不得压倒这一种风流去。”这也正是宝玉/作者的魅力所在了。

所谓“不喜读书”，大概只是不喜死记硬背规定的课目罢了。他偏好“杂书”，而“正经书”则看得较少。画家黄永玉曾说自己“从小就不是个喜欢读书的孩子”。然而，事实上他读书极多，还说过：“做一个画家，一辈子要和书籍打交道，受书的教益。”在上学期间，他“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图书馆里”，“在那里学我自己的”。那宝玉也是类似的。

在“杜撰”芙蓉诔前，宝玉自思：“如今若学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况且古人有云：‘潢污行潦，苹蘩蕴藻之贱，可以羞王公，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此其一也。二则诔文挽词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况且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奈今人全惑于功名二字，尚古之风一洗皆尽，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为世人观阅称赞，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寓，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见第78回）

“通篇宝玉最恶书者，每因女子之所历始信其可”（见第77回脂批）。从这些女儿身上，在“一把辛酸泪”中，宝玉学到了很多。若非如此，金钏、晴雯诸事，便难保不再发生。于是，以前的那些事儿，便可解释为小孩子的“淘气”而已（那“品格端方”的薛宝钗，幼年时不也是个“淘气”的么）。然而，他的个性并没有被压抑掉，而是透过文字表露出来。在文学中，他获得了某种自由。他身上的这种东西，在幼年时表现为精致的淘气；而到此时，便化作了恣肆的才气。亏得贾母的保护，使其得以成长和发展。否则，这样的个性、才能，很有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幼时的宝玉，让父亲很是恼火（幼时的宝钗也“够个人缠的”）。后来，他那独特的个性、魅力，却获得了父亲的赞赏。年纪稍长时，常跟父亲出去吟诗作对，还是颇“与大人争光”的。

后来，家族遭难，宝玉由富贵而陷入了困顿。“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宝玉的经历，只会比鲁迅更坎坷。“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赵翼）才人就是这样练成的！

2014-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