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

韩冰

    《中国青年报》一篇关于北京李庄律师的报道，让“防火防盗防律师”的调侃具体化了。中国律师走到今天，似乎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由一个李庄事件居然引申到律师对国家法制的破坏。《中国青年报》为中央一级报纸，真要感谢他们把中国律师推到如此之高的程度；恐怕在此之前，还没人有这样的认识。看来，中国的司法改革、中国司法环境的净化终于可以找到突围的路径——取消刑事辩护律师制度！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律师拉法官下水，还是先有法官迫律师就范。这个话题，在短暂的中国法制历史上已经有些“古老”的味道了。既无新意，更无创意。说不清，道不白。可是，这个问题又几乎时时刻刻提出拷问。无视不等于不存在，装傻未必就真傻。说起来，很烦；不说出来，就更烦。社会群体的智慧，一旦触及到这个问题就没有了思考的能力了。

    暂且放一放，说个小事例。

    博主不长时间之前辩护过一个案件。因数年前与一审主审法官因一个案件的辩护产生过节，又对该法官心窄气短有些了解，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对当事人亲属明示，取得了当事人亲属的理解，安排由本所另一位律师出庭辩护。一审判决有罪，遂提起上诉。上诉过程中，为了符合取得“新证据”的条件，对发案现场进行了拍照、制图，与另一些其它证据一起提交二审法官。二审没有开庭，亦没有对“新证据”进行质证，在被拖延了近九个月之后裁定维持一审判决。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其它手段了，申诉将来再说吧。此时，当事人亲属寄希望于尽快转到监狱服刑。可是等了几个月没有转到监狱去，只得再向原一审法官询问，得到的竟然是还没交付执行。稍有刑事辩护常识的律师都知道，在判决生效之后，剩余刑期不足一年的一般留在看守所执行，其它的都要转到监狱执行。到监狱先有几个月的入监集训，然后分配到具体的监狱；到了监狱，可以通过“挣分”方式获得减刑。现在监狱在这方面的管理已经常态化了。可是人在看守所继续羁押，一来亲属不能会见，因为不是短期刑的执行，二来不能尽快渡过几个月的入监集训，三来不能挣分减刑。当然，还有的就是看守所没有监狱环境宽松。总之，对于一个已决犯继续羁押在看守所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但，法官就这么做了！当事人亲属的焦急完全可以想象，我只得派律师再去找法官，“申请”尽快交付执行。此时，当事人亲属也流露出不应该上诉，不但耽误了几个月，还把一审法官给得罪了。如果要直接了当问一审法官，该法官断不会承认如此小人之举，绝对有一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最终，落得不是的只能是律师。

    小事例说完了。

    虽是个小事例，在“律师破坏法制”这个大的语境之下，一桩桩一件件，有多少是律师要拉法官下水，而不是法官迫律师就范的呢？律师即使个个不是精英，也不至于个个是弱智；凭什么自己辛辛苦苦所得，要给法官分一杯羹？到头来，还落得猪八戒照镜子。我不相信那些法治发达国家的律师会去贿赂法官，也不相信那些法官会接受律师的贿赂。道理很简单，法官没有像我们这样不受制约的权力，律师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做成充当掮客的行当。所以，如果说这类事情的关系搞不清明白，不过是装疯卖傻而已。

    中国法官数量为律师一倍以上。只要与那些法治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比较一下，法官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相反，律师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就是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群体，如果面对的都是铁面无私的法官，如何能破坏得了我们日趋完善的法治呢？香港高等法院大法官的年薪几乎为一个警官退休金的全部。一旦我们实行这样的高薪养廉，且不说警官们能不能接受得了，法官能消受得了吗？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把一个高尚的律师职业给做走了样儿，而是把一个崇高的法律作践得不成样儿了。这个结果，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没有发言权，但我知道绝对不是律师的责任。《中国青年报》把这等历史性灾难的责任落罪律师，也实在承蒙他们用眼缝儿能加得起律师。

    现在考虑取消刑事辩护律师制度还来得及。这个群体，在律师整个职业构成中的比例并不大。按照统计数据显示，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刑事案件有律师辩护，而且还有很多律师并非专职于刑事辩护，再有一部分借律师之名或根本无需律师而拉关系“搞定”案件的，刑事辩护律师就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持续二十年时间，我们不是没有辩护律师吗，不是照样儿该判刑的判该杀头的杀，却个把律师辩护能不公正到哪儿去。好像还不够彻底，因为还有民事、行政等其它案件的律师代理，那些律师不是同样要“拉法官下水”？嗨，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把刑事辩护律师取消了再说。没有了这些律师，法官总不至于迫每个当事人亲属就范吧（那可真是无良到极点了）。所以，防火防盗就可以了，就不必费心思防律师了。没有“专职”拉法官下水的律师，司法环境的净化、司法公正的春天岂不是指日可待了。

    写到此，让人振奋之感真TMD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