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

韩冰

在昨天结束的第八届全国律师论坛上，有律师同仁在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报告后提问时，问及律师能否做法官的问题。这个问题虽不是什么新话题，但自几年前最高法院招聘律师夭折之后，就不再成为热点了。由这个问题，我联想到现在很多法院、检察院（下至基层，上至最高）纷纷聘请高校教授、学者担当或副检察长或副院长等要职。这些教授、学者，颇多刑事、民事、行政等领域的名家；有研究实体的，有专事程序的。聘请专家充实司法实践，赢得社会普遍称赞，结果双赢：学者的理论直接作用于司法实践，司法实践又丰富了学者理论研究的素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无疑为专家学者任职法官、检察官打开了一个通道。

那么，学者做得，律师为什么就做不得？这与法官产生于律师能不能形成一种联系呢？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生此想法实在狂妄，律师怎可与这些专家学者相比。尤其当中某些学术领域权威者，能够挂职到某个司法机关，大有屈尊就驾的意思了。在有些司法实务者眼中，其尊其贵简直就该受到顶礼膜拜的。所以，在基层司法机关，至少也是院的副职，到了更高级别司法机关，也要配套司局级，这似乎成为惯例了。好像不如此，就无法与之身份匹配起来。可是细细琢磨起来，怎么就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呢。

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按照现行的体制规制，其工作人员的任职是要具备一定条件的。条件之一要考取司法资格，条件之二要考取公务员资格，条件之三要专司其职，条件之四要由同级人大任命。可是，现实情况如何就不得而知了。除了最高检察院聘用几位知名学者为媒体广泛报道外，其它基础或省市级司法机关聘用的甚至没有向社会公开。据博主所知，这些专家学者在挂职期间，并非只是出谋划策的顾问，而是大权在握的官员；而且也不是从事一般检察、审判的实务工作，而是直接行使检察、审判的决策权。那些司法人员任职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对这些专家学者都不适用了。

我国是成文法立法体制，与实行判例法的英美法系有所不同；虽然法律由立法机关颁布，但多出自专家之手。那么，对于专家直接进入司法机关参与司法，则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很显然专家立法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亦没有对此做特殊性的规定。专家参与司法，或许能起到促进作用，但从宏观的角度讲，不能不说是对法律的一种侵害。事实上，很多侵害法律的行为，其表现形式并非都一望即知，但究其实质却是同样的。在司法当中，最欠缺的就是程序合法的意识，在这类问题上的表现也大体如此。可是，为什么会忽视这个问题呢？难道这是一种司法改革吗？

如果专家直接进入司法领域是一种改革的话，律师成为法官为什么就行不通呢？一般的观点认为，是现在法官的待遇太低，功成名就的律师不愿意去做，一无所成的律师又不符合去做的条件。看看最高法院唯一的一次聘用律师开出的条件，那不是一般律师能具备的；可是安排的岗位却是很多并不具备那些条件的人在从事的。按照同样的逻辑来分析，给专家以一定级别的行政待遇，无非是按照教授学者的名分给予的，而律师并不具有类似的职称，故而只能按部就班。我们不能说最高法院想从律师中招聘法官的初衷有什么问题，只能说在这种奇思妙想的背后仍然是固有的思维方式在发挥作用。说得更明白一些，法官毕竟是“官”，而律师只是民；让“民”通过招聘成为“官”，已经是一种恩赐了。对于专家学者之所以适用的标准不同，学者本身虽不是“官”，但或是权威，或有行政职务的话，套用起来当然便当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专家学者摇身变为司法之“官”，对于现行司法行政管理体制是可以衔接的。

英美法系的资深律师成为法官是一种体制，我们的律师成为不了法官也是一种体制。在后一种体制下，法官可以“弃官”而“为民”（律师），但为民者成为法官则必须先要进入另外一个体制，一旦进入了体制，原来律师的身份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所以，学者可以直接成为法官、检察官，律师却做不得，学识的高低当然是重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其它的因素。以学者能撑得起面子，以律师则什么都撑不起来，也没必要去撑。其实，就司法经验和能力而论，律师真的担当不起吗？

就我们先行的司法体制而言，有没有可能像聘请专家学者那样将司法大权赋予律师去行使呢，通过上述简单分析，显然是不能的。如果某一天，不再有法官做律师了，律师成为法官才有了可能性。这不是简单的职业流向，而是一种体制的合理的嬗变。那时，即使还有专家学者成为法官、检察官，也就不再有今天这种标志性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