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

韩冰律师

    刘桂明先生对新修改通过的《律师法》打了90分高分。我不知道刘桂明先生是因为公开发表言论有所顾忌，还是对律师行业前景的期望寄托于该法。刘桂明先生在中国律师界的确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身在律师界之外，却做出了任何一个律师都不曾产生的影响力。相比起来，我属于人微言轻之流。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坚持唱反调，坚持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对立法的些许进步乐观得过头。

    记得在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全国律师界都对律师进行专门的培训，而且必须通过考核，才能办理刑事业务。足见该法的重大修改，对整个刑事诉讼体制的影响，对律师执业能力的影响。那时，可能不止我一个律师想过：专门从事刑事业务。

    道理再明显不过了，该法修改之前，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是从法院一审阶段才开始的。一下子就把律师会见提前到了侦查阶段，而且是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讯问之后就可以进行。这是多么大的历史进步，多么大的人权保障，刑事法制化的巨变仿佛一夜之间昭然若揭。然而，司法的现实与立法立刻就开了大玩笑，“会见难”、“阅卷难”、“调查难”等等之难，也如瘟疫一般立刻传遍所有公检法机关，像经过统一培训一般实施同样阻止律师的手段。此情此景，能说是立法没有进步吗，能说进步的步伐不够大吗？显然不能。那么，司法的现实是司法本身造成的，还是立法造成的呢？

    其一、立法机关并非不了解司法的现实。涉及与权力行使有关的立法，哪部法律不是权力分配的结果，不是权力平衡的结果。在这个权力体系当中，律师当属于局外人。给予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不过是丑娘子做新娘时的那些重彩，终有卸妆的时候。立法机关对于司法的强权，对于司法机构整体素质不是没有认识。但国家强力是首先要追求的，赋予司法实际的强权，必然在司法现实中偏离了立法的本意，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立法要追求进步，就只能在权力角逐面前做出选择：要么，不修改；要么，就走一步说一步。那些费尽心力的立法参与者，对我这般的诋毁肯定不会认同，可是，除此之外，还能如此解释呢？

    其二、司法当中不会对违法有过多担心。立法应当首先假定执法者是不遵守的法律的，因为，执法者手中的权力被实际制约非常有限，而执法者善于运用权力达到目的是其本能。但立法对于司法当中的违法没有设定更多切实地责任承担，大多是以“应当如何”来替代。

    其三、违法成本与维权成本高低不成比例。违法成本很低，维权成本很高，二者形成巨大的反差。由于违法受到现实追究的可能性很小，在与权力产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权力如何倾斜就不难料想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时一事违法产生的直接效应和结果，远胜于纠正其所要付出的代价。

    当然，以上这些原因还远远不能说明，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更深刻的原因直接影响立法效果。所以，我要说，无须对新修改的《律师法》逐章逐条去进行分析，才能说应不应该打高分。在一个整体的背景之下评判某个法律，不能只看条款本身如何，更重要的，是要看现实可能性有多大，对权力制衡的作用有多大，对违法追究的力度有多大。这些因素若不综合考虑，那么，只能说，我们的每部法律都是可以可歌可泣的，都是应该追捧的，都是值得打高分的。但是，怎么能忽略了我们远不是一个信仰法律的国度，在这个大前提下，任何立法的进步真不值得我们乐观，更没有理由乐观得过头。只有立法充分考虑司法的现实，给司法以恰当的地位，给违法以应有的遏制，我们也许才会承认立法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