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来，游牧对耕地的劫掠，及耕地对游牧的反攻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大多数时候，游牧对耕地表现为小型劫掠，但偶尔，它也会表现为大型的入侵与占领。当耕地文明国家足够强大时，游牧的劫掠就象是巨大躯体上的小疾，而当耕地文明国家内部出现巨大的腐败及疾病时，此时，游牧的劫掠将可能上升为致命的打击。
　　成吉思汗的事业，只不过是延续了数千年的游牧劫掠耕地现象的又一次范例而已。在此以后，还有一次大型范例，便是女真满族入侵中原，建立满清王朝。
　　而努尔哈赤远远无法与成吉思汗相比的地方在于，后者的征服事业，震惊了世界，这个游牧民族的野蛮人，竟然让他自己及他的后代，在短短数十年间，成为世界的主人。
　　一方面，除了成吉思汗天才般的个人素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所在的草原周边的耕地文明国家，普通积弱，病入膏肓，成吉思汗，赶上了世界历史上一个极佳的时机，缔造了个人的霸业。
　　以上判断，出自法国东方史学家格鲁塞《蒙古帝国史》。除他那本着眼于个人的《成吉思汗传》，这本以蒙古帝国为叙述分析对象的历史书，表现了更多的学者视角。不仅将这段历史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上加以考量，而且在引述历史材料的同时，对材料本身的权威真实性也时时表现得警惕。历史研究，就是对所存历史材料的证实与证伪，并提炼出新的判断；当材料无法被证实或证伪时，历史就成为有赖于材料真实程度的假说。
　　研究蒙古历史最大的缺憾在于，首先历史原始材料数量比较有限，其次最权威的几份材料，几乎无一例外是为当朝服务的历史学家所撰，比如中国的《元史》，蒙古的《秘史》，波斯的《志费尼书》（也称《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书》（也称《史集》），史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不能不打上一定的折扣。
　　《蒙古帝国史》作为一本历史书，对于具有一定的蒙古史知识的人来说，是一本不难看懂的书籍。它还可以带你思考，在一些将史料简单化处理的书籍里，那些言之凿凿的事物背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疑惑或者可能。
　　成吉思汗作为帝国的开创者，就像每一个帝国创业者一样，希望自己的基业能够传之万代，但也本能地忧虑：过于庞大的帝国有分裂的可能，数量众多的子孙会互相争夺与攻伐。这一命运未能避免。到了成吉思汗孙子辈的时代，蒙古帝国版图就开始四分五裂，原先的对外征服战争开始让位于孙子间的互相争夺。蒙古帝国作为整体较好得到传承的是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汗时代，及孙辈中的贵由汗（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之子）和蒙哥汗（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之子）时代，在窝阔台和蒙哥手上，还分别进行了第二、第三次西征，第二次西征为俄罗斯汗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第三次西征为波斯汗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窝阔台与蒙哥汗之间的贵由汗，是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评价，格鲁塞认为他有政治家头脑，而杰克·威泽福德认为他武断嗜杀，不过他是位短命的统治者，在位不到2年即亡。
　　蒙哥汗逝后，汗位争夺战开始。争夺最凶的是拖雷的两个儿子忽必烈及阿里不哥。他们两位几乎同时自称汗王。忽必烈据戈壁以南的蒙古领土及中国领土，是一位汉化的蒙古亲王，而阿里不哥据有蒙古的祖土，受到蒙古家族的拥戴。双方最终只能通过兵戎相见一决雄雌。富于谋略、胸有块垒的忽必烈是最终的胜者，阿里不哥向其投降。
　　尽管忽必烈在中国历史上位置极其重要，但就蒙古而言，他从来没有获得过全体一致的拥戴，就算他使汗位竞争者、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最终屈服。他更多是作为中国的统治者、一位极力推行汉化政治的蒙古族皇帝而赢得盛名，他的最大武功是征服南宋帝国，并赢得元朝最初几十年的鼎盛发展。当忽必烈征日本、征南亚诸国时，人们不再将他看作一位蒙古征服霸业的继承者，而更多将他看成一位中国皇帝。阿里不哥之后，又有一位窝阔台系的亲王海都，在北方不断兴乱作对，与忽必烈展开了长达二三十年的地盘争夺。海都尽管最终未成功，但在长期的争夺中，海都也多次团结了诸多蒙古势力，占得了上风，这种争夺与内耗，极大损伤了双方的元气。
　　而在忽必烈以合汗名义进行统治期间，他也没有得到过远在俄罗斯的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系后人、或者远在波斯的亲兄弟、拖雷之子旭烈兀及其后人的认可。
　　如此说来，对于中原而言，成吉思汗只是一位征服者，而忽必烈则既是一位征服者，同时待其征服完成以后，又是一位施行统治并取得了诸多政绩的皇帝。但忽必烈身上的中国印记，已然大于他天生的蒙古身份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