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

—张祜

 

长江南岸云台山麓（今天镇江市西边）、与北岸瓜洲渡口遥遥相望的正是长江历史最悠久的古渡口“西津渡”。西津渡东以象山为屏障，挡住汹涌的海潮，隔长江与古邗沟相望，临江断崖绝壁，滚滚江水就从山脚下流过，是一座稳定的天然港湾。

三国时期这里称为“蒜山渡”，是个军事港口，更是当时长江唯一的渡口，东吴曾经派遣水师重兵驻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的渡江路线就已经固定下来。规模空前的“永嘉南渡”，北方流民一半以上从这里登岸。

 

远眺蒜山

 

永嘉（A.D. 307～313）是西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永嘉之前，西晋宗室为了争夺王位发生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由于中原混乱，使得边疆民族有可趁之机，匈奴和羯的首领刘曜、石勒等率领部众攻入中原。永嘉四年（A.D. 310），刘曜在今天的河南东部攻下汉人坞堡一百余处。同一年，石勒在今天的湖北襄樊一带攻下坞堡三十余处。随后又在苦县宁平城（今天的河南鹿邑）击溃晋军主力，晋军死伤十多万人。同年，刘曜再陷洛阳，纵兵大肆屠杀掳掠，洛阳化为灰烬。于是晋朝官民大量南逃，史称“永嘉南渡”。当时北方许多士族、大地主携眷南逃，随同南逃的还有他们的宗族、部属、宾客……等，同乡同里的人也往往随着大户南逃。跟随一户大地主南逃的往往有千余家，数万人之多。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之后，镇江成为“江南河”漕船进入长江的入口，于是西津渡也就随着繁荣起来，运河上的船队由京口（镇江）横渡长江，从扬州进入山阳渎；来往的商旅则从西津渡登船横越长江到扬州。西津渡不仅是交通要道，而且依山临江，风景俊秀，李白、孟浩然、王安石、苏轼、米芾、陆游……等人都曾经在这里候船或登岸，留下了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甚至元朝时马可波罗也是从这里登岸前往江南游历。

 

老街巷名称述说着西津渡的故事

 

唐朝中期，西津渡成为反抗武则天的异议份子的藏身之处；唐弘道元年（A.D. 683），高宗卒、中宗即位。次年，武则天废中宗，立豫王旦（即睿宗），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骆宾王写下了传诵千古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一时天下震动。武则天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镇压；十一月徐敬业、骆宾王等人渡江“奔润州，潜蒜山下”。蒜山也就是今天的西津渡，不过当时称为“金陵渡”。

宋代以后“蒜山渡”改称“西津渡”。熙宁元年（A.D. 1608），王安石奉召赴京，就是从西津渡扬帆北去，经过瓜洲时，写下了著名的《泊船瓜洲》诗：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南宋时，镇江、扬州是抗金前线，名将韩世忠曾经驻兵蒜山抵抗金兵南侵。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重要战役不下百次。

 

西津渡古街上有许多道门，门一关就是御敌的设施

 

清代以后，江滩淤积，渡口下移到超岸寺旁边。当年的西津渡现在已经距离长江三百多公尺。环境的改变使西津渡逐渐失去了渡口功能，但是它充满历史沧桑的风貌却完整地保存下来。

现在古街上的建筑大多数为明清时期的遗迹。沿着古街“义渡局支巷”、“长安里”、“利群巷”等老街道牌匾清晰可见。西津渡古街中段有一座过往商旅烧香祈求平安渡江的观音洞；观音洞前面的昭关石塔修建于元朝至正年间，这座塔最特别的是它横跨在西津渡古街上，行人只能从塔下的门洞通行；据说从塔下经过一次，等于向佛祖顶礼膜拜了一次。

 

横跨古街的昭关石塔

 

从观音洞往下走一直到现在的长江路，短短几百公尺长的街道上尽是各种为船家、旅客服务的店铺，例如饮食店、木匠店、缆绳店，还有救生会和救火会……等等。青石板上深深的车辙述说着千年古渡曾经的繁华。

 

西津渡古街一共有六层不同朝代的路面

 

世界首创的水上救生组织

 

北固临京口，夷山近海滨。

江风白浪起，愁煞渡头人。

—杨子津望京口 孟浩然

 

《镇江志》上记载：镇江西津古渡北对瓜洲，江面开阔达四十余里，“每遇疾风卷水，黑浪如山，樯倾楫摧，呼号之声惊天动地。”唐天宝十年（A.D. 722），就有数十艘渡船同时沉没的惨案；南宋绍兴六年（A.D. 1136），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就遇上风浪沉没，四十六名旅客无一生还。明万历十年（A.D. 1582）一阵狂风竟然摧毁上千艘漕船和渡船。

由于西津渡特殊的地理位置，宋朝时镇江沿岸小渡口已经星罗棋布，绵延数十里。一直到南宋孝宗干道年间，渡船沉没事件时有所闻。当时的镇江郡守蔡恍因此而建造了五艘抗风能力很强的大型渡船，各船分别竖立“利、涉、大、川、吉”的旗帜，并限定载客人数。这五艘渡船，既渡人又救人，这就是首次见诸史册的官渡和救生功能的渡船，也是后来救生会的雏形。

到了元代，战事纷乱，贪官横行，西津渡口监渡官滥用职权，敲诈勒索，使得渡江客宁可取道便宜的私渡。然而私渡的一些黑心船主更为贪财，而且手法毒辣，常常等渡船到了江心之后停航，威胁旅客交钱，与盗匪无异，必须过江者人人自危。

元朝延佑至泰定年间，镇江路总管段廷圭下令在西津渡新增救生渡船十五艘，每船配备艄工一名，水手九名，竖立旗号标明艄工的姓名。并且规定，路、县级正职官员必须每十天亲自到渡口巡检一次，严禁私渡小船。他还规定了各渡船摆渡费由官方统一收取。江面上常年派出巡逻船监督，发现官渡船不插旗号即加以处罚，对私渡船则严加取缔。泰定二年（A.D. 1325），段廷圭取消了码头上的“监渡员”，根除了渡口贪官的根源。

 

古街还保留了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

 

红船

 

明朝正统年间，巡抚周忱打造了两艘救生专用船，招募水手三十多人“济渡救生”。他还亲自率领民工修建西津渡石堤，使救生船能够直抵码头，方便旅客登船。这是真正的专业长江水域救生队伍。

当时民间救生慈善事业也随之出现。明末崇祯年间，兴化士绅李长科在玉山下建造“避风馆”，由超岸寺方丈主持，往来江上的旅客从此有了临时休息的地方。后来，他们又募捐款项建造了十艘“红船”专作救生使用。为了鼓励救人，还按所救者生死，分别予以奖励。就这样，僧民结合的“避风馆”活跃了五十多年。

到了明末清初，金山寺僧和邑中士绅集资建造了多艘救生“红船”。救生“红船”船体鲜红，船头有虎头雕刻，“红船”出航救助时，船旗飘扬，敲锣鸣号，十分壮观。康熙皇帝得知后，大为赞扬，于康熙二十五年（A.D. 1686）在金山寺立《御制操舟说》碑以表彰其功。

康熙二十六年（A.D. 1687），清政府“责令江镇道督率文武官，催趱漕船，酌看风色令渡”，同时要求京口总兵巡视河道，如遇大风，要求官兵在船上待命，如有江心船只不能靠岸，就要前去营救。当时官方还仿效民间救生船的形式，建造护漕船，每船招募技艺精湛的水手、舵手共十名，停泊于长江两岸，如有漕运船遇到风浪，立即出动救助。冬春之际，漕船过江的三个月中，每人每月发薪银一两。同时规定，如过往商客遇险，也要一起救助。

 

当年等船的候船亭，今天已经离长江四百多公尺

 

京口救生会

 

康熙四十二年（A.D. 1703），镇江京口蒋元鼎、朱永载等十五名乡绅带头，“劝邑中输钱，救涉江覆舟者”，捐白金若干，在西津渡观音阁成立京口救生会。这个救生会的位置就在昭关石塔旁边，它不仅是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最早的水上救生组织。

京口救生会定下规矩，对救助船论功行赏；无家可归的被救人员留在会中收养；对有家者则发给路费；遇难而死者，由救生会打捞沉尸置棺装殓。

京口救生会的义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支持，纷纷捐款资助。五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韶关晏公庙旧址，建屋三间作为会址。参加共创救生会的善士辞世，则立牌位于楼西祀之。会员还推举公正者为救生会会首，负责金钱收支。

 

昭关石塔旁边就是京口救生会旧址

 

京口救生会的善举也影响到了沿江官府的作为。丹徒县令冯咏经常在大风天气，亲自乘坐救助“红船”巡江。康熙四十七年（A.D. 1708），江苏巡抚奏请皇上建造救生船十二艘；乾隆四十三年（A.D. 1778）又增设八艘。镇江府则征集民船补充。道光二十八年（A.D. 1848），长江沿岸数省连续遭遇水患，包良丞在汉口倡导设立“红船”救生，各地纷纷效仿，一时间大江南北到处都有“红船”的踪影。

宋、元、明时期官渡主要是政府负责南北客商和货物的渡江运输，有时兼做救生。清代京口救生会则是民间士绅兴办，从事江面救生和打捞的慈善机构。

乾隆初年（A.D. 1736），京口蒋豫召集了乐善好施人士全力振兴救生会，他们商定救生人员凡救活一人给赏钱一千二百文，找到浮尸一具奖赏一千一百五十文。他和他的后代连续七代人苦心经营京口救生会，时间长达一代四十年。

光绪十九年（A.D. 1893），蒜山以东江面沙滩露出水面，救生会专门打造了木浮筏，以方便渡江旅客上下。两年后，救生会重修昭关会所。1923年镇江和瓜洲士绅倡议开办轮渡，在马隽卿等人努力下，成立了普济轮渡局，购置“普济”号轮渡船。镇江的小火轮逐渐发展，江上船舶航行管理加强，直到民国年间，京口救生会才渐渐退出舞台。

 

岁月沧桑西津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