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世家子弟，似乎是个过于虚妄的概念，多数不过是有点见识而已，尽管那见识可能不过是章台走马之类，要是能记下来，至少能当社会风俗史的资料；可有些连见识都没有，只有断简残章的老牛皮，道听途说的祖上怎么豪阔或神明，要不就是和谁吃饭跳舞之类，真是不耐。

赵珩肯定算好的，也确实还算读书人，可是文字十分粗，古不古今不今，想来肯定是小时候贪玩的缘故，又是个老饕，估计大量时间用在吃喝上了。看他写的《大城小调》，杂记上海的几家小餐馆，一边看一边笑，里面写的“春”当年也算是我的小食堂了，经常性地跑去，并不像他说的那般难以订座。

老板娘应该进入《红楼梦》候选剧组，扮演厨房的柳嫂子，名字却该和四春排列，至少叫“猛春”。早就听说进贤路上的几家上海小餐馆地道，但是老板娘无一不厉害。去“春”吃饭前，我们先去过隔壁的茂隆餐厅，五十多岁的老板娘是典型的上海市井妇女形象，又高，面色不善，有次去得早，吃到她家闻名的干笋烧肉，稍微嫌弃桌子有点挤了，她就拿着餐牌扬声道，有座就不错了，还要挑剔。那肉有点咸，加上我本来不爱吃红烧肉，后来就不去了。

“春”的老板娘在传说的描绘中一样生猛。去的时候，她剪极其短的头发，穿一身上海女人爱穿的深色家居服，身体熟透了，衣服好像是深绿的，所以没那么俗。我们去得早，往往能坐上位子，确实是极其小的屋子，墙上挂了张“难得糊涂”之类的牌匾，代表一般市民阶层的文化水准。四张桌子，每天中午晚上各翻两次台，周日休息，雷打不动。绝对不是装腔作势的上海女人，喜欢点烟听爵士的那种——那种不做餐馆，做酒吧。她是亲善的，见面就叫小弟，把我们安插在某张桌上或者干脆在外面小马路上摆张临时桌子，不过也只有夏秋才行——天气的缘故。但是因为餐馆的江湖地位在，所以那种亲善中就不由自主带了些傲慢，使人们不至于看轻她。

来的人也确实是些跑机场的人，看见过有中国通模样的老外拎着皮箱老吃饭，不是下飞机就是上飞机；要不就是在上海混世界的香港人；披着大披肩、满口混杂话的女人。也有清秀的公司小白领，一看就是照着时尚杂志打扮的，施施然而来。

但是我印象中并不是赵珩回忆中的那种塑料台布，而是苹果绿色的棉桌布，很上海。玻璃杯，泡菊花和绿茶——我始终嫌弃水少，但是从没有敢找她加过——也是被传说吓坏了，不太敢麻烦她。不过她确实是借助江湖传说有了辐射力，她告诉你，桌子被下桌人预订了，你只有五十分钟，我们还真不能细嚼慢咽，吃完还要连声赞美。到那里吃上饭都是荣幸，所以平时气宇轩昂的人都贱了许多。

但是她绝对没有传说中的吓人，菜单是没有的，一向只是她给你点菜算账，点几个就说够了，我每次总点油爆虾，非常清鲜，她家的菜没那么甜。冷盘就是酱鸭和牛肉，有种家庭的熟烂的香味；喜欢她做的雪菜豆瓣，但她每次都不让我点，好像去了若干次终于吃上了，她说这菜要人多才能吃——确实两个人吃嫌多了，蚕豆泥黄乎乎的，丰足得很。

她家的菜很家常，之所以好，后来知道是她自己去菜场的缘故，挑新鲜的原料买，总归是不错的。有次朋友从阳澄湖回来，带了些螃蟹去她那里蒸，结果她说你们这绝对不是阳澄湖的，很不给朋友面子。好在我和她熟悉，笑笑就过去了。后来她嘱咐我，要吃螃蟹就到她那里去吃，不要自己买，容易受骗，一只也就五块钱加工费，绝对正宗得多——相信她还是对食品有基本尊重的人，并非乱说。

后来去多了，发现她对我们网开一面的原因，她喜欢搂男人的肩膀，尤其是不太老的男人。我们去了，一定在身上拍打几下，以示亲热——其实我们不爱点她的贵菜，大鲳鱼、膏蟹之类，并不是她的一等客人，那些香港人去了，桌子上是一定有这两样菜的。

两个青年男人去吃饭，尤其受她欢迎，搂完这个搂那个。我和一个美青年去吃饭，总是乱说——一边吃一边觉得“猛春”没老公，要不老公进了监狱，否则她脸上怎么总有些怨气似的；后来觉得这过于刻薄，也许不过找了个喜欢清闲的老公，比她年轻，穿得干净，喜欢在家看报纸之类，反正有这么个能干的老婆。我们俩经常笑对方被她看上了，打趣搂他多还是搂自己多。看赵珩书后才知道她会去新西兰度春节，那是她觉得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于是，第三种可能诞生了，是有个在新西兰打工的情人吧？她算是上海市民中最好的一类了，见过世面，不贪婪，否则不会周日休息，也不会窝居在这个小餐馆中——老早扩张了；待人有分寸，如果你是长得还可以的青年男，去她那里一定待遇不错。

她最讨厌一男一女的客人，十有八九会在电话里对你说，没位置；现场去了更是没指望，肯定不会临时加桌，我带女孩去不得不撒谎，说她们是外地来的同学之类，屡试不爽。我们又据此胡说，她估摸是爱情受过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