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都的好朋友李卫健上周五来北京，晚上送他去燕郊办事，为了和他畅饮，当晚我也住在了燕郊。

    其实我们每年都要见面。作为俗世间的朋友，我们交往了近三十年，应该说他是我在四川最好的朋友。作为皈依佛门的道友，我们还是名副其实的师兄弟——共同拜在佛智大师门下（关于这断经历，在我的《平常道》一书中略有记叙）。因此，我每年至少要去成都一次。而他，由于做渔具生意，每年也要来北京，所以，少说我们一年也能见两面。

    我一向认为，老友重逢也是人生的几大乐趣之一。有朋远方来，一壶浊酒，一盏清茶，说不完的陈年往事，岁月就在往事中来回穿梭，而往事则像酒一样，年头越久远越淳厚。

    那天晚上，在燕郊的一家小酒店，我们在回忆往事中喝掉了整整一瓶茅台，直喝到人家饭店打佯。

    我和卫健认识大约是1980年。那时候我在张家口读中学，他却阴差阳错地从成都跑到张家口读技校，因此相隔几千公里的我们能够有缘相识。

    那个年代文学盛行，少年的我们也共同狂热地喜欢上诗歌。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是从一本杂志上，当时有一篇文章批评他的诗歌有颓废倾向。我现在还依稀记得他那首被批评的作品大意：“我爬上荆棘密布的山岗，流着汗。可是除了一轮黄月，什么都没有”。批评的文字我没有看进去，反而觉得这诗歌意境不错，于是给卫健写信相约见面。那年我16岁，他19岁。

    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学校，一起的还有后来也成为好友的李敏、周敏两位。若干年后，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记得那次会面。因为在我去之前，用李敏的话，寝室刚刚发生了一起“惨案”。由于饥饿，一只经常去他们寝室溜达的猫被一个同学杀了，并煮了吃。

    当时我浑然不知这桩“惨案”，但总觉得寝室里气氛有些异样。估计当时他们围绕要不要杀猫和吃猫一定展开过激烈的争吵。

    那以后，我们在张家口又见过一次，很快卫健就毕业回了四川。

    1982年高考前，以我当时的成绩，从老师到同学都认为我会上北大。但是，我却也是阴差阳错地去了成都，到川大读中文系。现在想，这恐怕也是命中注定我与卫健有着不解之缘吧。

    我到成都不久，卫健以及李敏、周敏等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先后从艰苦的地质队或停薪留职，或辞职回到了成都。于是我们可以经常聚在一起，或去卫健家的百年老屋喝酒，或来望江搂找和我喝茶。由于我们依然热爱着文学，因此每次话题无一例外的都是诗歌以及文学艺术。

    有一种现象很奇怪，好朋友的喜好往往是通的。比如我喜欢的作家，推荐给卫健，他也一定会喜欢；同样，他讨厌的，也一定是我看不上的。所以在成都的三四年，是我们“激扬文字，粪土当年权威”的年少轻狂时期，当时能入我们“法眼”的作家和作品不多。

    后来，由于看不上别人的东西，我们终于决定共同出一本自己的诗集。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各方面情况都决定了诗集只能我们自己印，而且只能油印。但是这仍然没有降低我们高昂的兴致。

    记得当时卫健从他姐姐的学校借来油印机，我们分工刻蜡版。由于我和卫健的字写的草，最后好像还是让字比较规矩的李敏、周敏二人来刻写。诗集的名字是我起的，叫《遗忘集》。为啥起这个名字已经真的遗忘了，但当时我一说出来，他们三个都觉得好，就这么定下。

    《遗忘集》印刷的很粗糙，但是我们还是寄了一些给朋友。当时我们用的都是笔名，我用的是秋野，卫健用的是石河。很奇怪的是，我的朋友多数喜欢石河的诗，而他的朋友，包括现在已经做了高官的诗人吉狄马加都对秋野的诗歌评价比较高。这恐怕也算物以类聚吧。

    按照多数人的标准衡量，卫健这些年日子过的不算成功，他卖过旧自行车、卖过小杂货。后来好一点，卖二手摩托车、卖布料，现在开始做渔具生意。这些事情都没有让他发大财。

    特别是我在四川的时候，他的生意刚刚起步，满艰辛的。记得当初我还去过他摆在家门口的杂货摊上帮他卖辣椒面。不过当初大家都穷，比较而言他还是比我一个穷学生要有钱，因此，在我1986年毕业离开成都前，甚至包括工作后经济比较拮据的若干年，我和他在一起，抽烟、喝酒、喝茶等等，都是卫健花钱。

    从来不看重钱财的卫健是一个天性比我还散淡的人，而且他还有着文人骨子里挥之不去的清高。本来我想在成都拉他做点事情，这样收益或许比他经营渔具要好些。但是一听说要失去很多自由自在的时间，还要“催眉折腰侍客户”，他马上摇头。卫健告诉我，目前他虽然每年收入不多，但有着闲云野鹤般的自在，一年至少有一半时间坐在青山绿水间钓鱼。

    卫健酷爱钓鱼，我很不喜欢钓鱼。只有这一点，我们迥异。我每次都劝他还是少钓鱼，包括前几天我还劝他。但是，再聪明智慧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他依然固执。好在昨天郑鸣仑大师见了卫健，也劝他不可以再钓鱼，否则自己身体越来越糟不说，还会央及家人及子女。这回似乎说动了他，他同意不再钓鱼。

    虽然钓鱼我们没有共同语言，但其他我们总能心又灵犀，比如信佛。

    别以为我们信佛是好朋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完全不是。大约1992年以后的七八年，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回成都，卫健也没有来过北京。那段时间我们也就每年打个电话互相问候，没有过多交流。可是七八年后当我们再次相聚却发现，我们的兴趣同时由文学由诗歌转向了佛法，而且卫健居然更早于我皈依了佛门。朋友间不约而同会走到一条路上，这的确是让人不可思议。

    我还一直认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卫健是有大智慧的人。办公室挂了一副我手写的《心经》，卫健只溜了一遍就找出错：你把“大神咒”写成了“不神咒”。“大”写成“不”，挂了三年我自己都没看出来，别人也没看出来，卫健真是火眼金睛。好在我们都是不拘泥的人，哈哈一笑了事。

    早在我读大学时，卫健就总担心我会受到传统大学教育的毒害，常常劝我千万不要相信教科书上的东西。后来他发现我根性还算好，没有被“毒死”，才算放了心。

    他看问题之尖锐、深刻一直在我之上。他的很多观点我是毕业以后，特别是三十以后才慢慢体悟出来的。

    最后，以卫健三十年前写张家口的一首旧体诗做结尾。卫健曾说，新诗，我长于他，旧诗他长于我。其实我的观点是，新诗我们伯仲之间，而旧诗我根本不通。所以论诗才，卫健远在我之上。但是，对他这首诗，我还是大胆改了两个字，括号里是他的原文，也没有和他打招呼。不过，就算改坏了，我知道他也不会生气的。

寒城走马声声碎（脆）

皮袄车夫偶（久）打眠

远处鸟喧扬首望

几枚黄叶舞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