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越来越向娱乐业靠拢了

老人家的腿脚看上去有些不灵便了，但他的步子迈得依然坚定。走上讲台，坐下。主持人张海鸥介绍说，他就是安德烈·希夫林，世界著名的出版家。

他先是向大家致以亲切的微笑，然后认真地听主持人讲话。就在这天，我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台湾禅者林谷芳先生突然约我在后海见面，时间就在这个上午。我无论如何不能听安德烈·希夫林老先生的讲座了，因为尽管路不是很长，但是北京堵车，我必须先走一步。于是，试着和安德烈·希夫林约一个独家采访。

他说，可不可以在晚上？

晚上恐怕不行，因为还要拍照，那时的光线不好。基于这样的理由，他答应可以先在白天照相，就在中午，然后把采访的时间安排在晚上。

开春的北京天气很好，阳光温柔地照耀。我从后海赶往北京饭店莱福士酒店再会安德烈·希夫林，因整个上午都在听台湾禅者林谷芳先生的人生感悟，所以走过后海夹道，穿越北京城区，让人感觉好像穿过了历史，悠远而漫长。到北京饭店莱福士酒店大堂，还好，我没有迟到。

不大工夫，安德烈·希夫林先生也到了，中国外文局的一个女同志送他过来，她像是交接似地把老安同志交给我们，于是，在镜头前，安德烈·希夫林完成了此次北京之行在这个年岁的人生定格。

时而庄重，时而笑笑，几乎所有快门都在他老成持重的状态下进行，而他的分寸拿捏，也没有丝毫的做作。我们宛如在北京的春天，拾到一片美国纽约的落叶，虽无重彩浓墨，但体会其中的深邃，再体味一下林谷芳先生刚才说道的人生的禅，原来就在从容与厚重之间。

快门叫得异常欢快，一个知名出版家对于采访他的中国同行，当然要尽可能地配合，他说他还要赶下一外活动，也没问他活动是什么。离开之前，他对我们讲，采访可以在今天晚上，也可以在明天上午，不过，时间都是一个小时。

我们选择了上午，九点，还是北京饭店莱福士酒店。

老人家似乎话不多，但一双眼睛却始终专注地看你。作为一个出版人，文字是最好的语言，说话则能省就省了。至于省不了的那部分，也在他的那本《出版业》写得一清二楚。书不厚，该讲的都讲到了，可见，他是一个惜字如金的人，所以，他的不多言不多语，不仅仅是涵养，也是习惯。

习惯成自然，这样的自然，让与其打交道的人也自然。看他，头发和胡子都自然地花白了，人也自然地显得深沉，不疾不徐，大概就是一个著名出版人阅尽人生后的自然。

后来听说，拍照的那天下午，和我们分手之后，安德烈·希夫林也去了后海，不过他是看胡同去了。这样的你来我往，仿佛让人感觉有某种必然联系。我想起若干年前，一个做出版的人曾经谈过他的《出版业》一书，若干年后，另一个出版人张海鸥也提起这本书，只是这次，她还告诉我，安德烈·希夫林来了。我立即兴致勃勃，要求张海鸥介绍我和他认识一下。

1981年、1985年和2009年的这一回，安德烈·希夫林先后三次来中国。印象中，那时的中国很朴实，轮廓就如后海的胡同。可是现在，中国不一样了，他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强大起来，北京，已经和美国的纽约不相上下。所以，安德烈到后海看胡同，可能要寻觅那个年代的北京，但从他的内心深处，还是要寻找那个时候的他自己，因为，那个年代，安德烈·希夫林正年富力强。

20世纪上半叶，出版人坚信让读者接触真正的好书是出版的使命；20世纪下半叶，出版业正在盈利的驱使下沦为第二个娱乐业。每一本书必须赚钱，书店收到的书越来越多，退回的速度越来越快。一本书呆在书店里的时间比鲜奶长，比酸奶短。

在《出版业》中文版的扉页上有这样一句话：“它不受广告影响，也不必针对大众，它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它的读者就会出现，它就是——出版业。”

这样的定义可能是对的，大众和足够的时间，都使我们对出版业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只是在今天，广告已影响了出版，读者的出现，也许让作者来不及获得成就感而只能永垂不巧了。

故事要从无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讲起，那时，安德烈·希夫林的父亲雅克·希夫林与其他流亡者一道，在纽约开了家小出版社，就是潘塞恩图书公司（Pantheon Books）。由于机缘巧合，他后来走上了与其父亲同样的道路。安德烈·希夫林在潘塞恩图书公司工作了30多年，其间不仅目睹了独立出版事业的成败得失，也目睹了出版社最终如何消失。

后来，他离开了潘塞恩，自己开了一家小型的独立出版社：新新出版社。它初期的成功表明，除了大公司控制下的出版社，我们依然有别的选择。

你想，卡夫卡的处女作只印了800本，布莱希特的处女作只印了600本，假如当初有人觉得不值得出版他们的著作，那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不过近些年来，出版社改变了原来既赚到钱，同时还以出好书的局面。因为现在的出版社，老板惟一的兴趣就是赚钱。在引进娱乐业那套做法后，出版业很可以成为第二个娱乐业。看看那些畅销书，除了享受生活，就是名人轶事，以前的知识性和艺术性几乎荡然无存，这体现的完全就是娱乐业的标准。”

安德烈·希夫林不无担忧，他的担忧，并非针对某一家出版机构，而是担忧这个行业的现状。这不仅仅是一个老人的担忧，因为目前出版业的现实情况，真得让人目瞪口呆，书越出越多，文化却越来越少。在中国，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

他到王府井新华书店转了一圈儿，琳琅满目，让人心情振奋。“可书出得多，不代表内容会更丰富。事实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书都是相互重复的产物”。

一个小时过得很快，有很多问题还来不及提问。但对于所有提到的问题，安德烈·希夫林都一一认真地回答。他说他很期待，期待对他的采访早些出版。他也毫不吝惜夸奖了《远东经济画报》，称其从形式到内容都堪称一流。他感谢杂志对出版业的关注和对他本人的关心，并为我们写下了热情洋溢的鼓励。

对了，安德烈·希夫林，就是那个出过格拉斯的《铁皮鼓》和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并且引进《易经》到美国的那个出版家。

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