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与2007年12月18日

    2007年夏秋之际，上海的许多居住物业小区同时掀起了一场全市性的“整治群租”行动，前后共持续3、4个月之久。

所谓“群租”，一般是指“互相并无任何亲缘关系的多个个人和家庭共同租用并居住在同一套物业内”这一事实，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综合治理”行动缘起于之前发生的多起民居灾害惨剧。近年来，由于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上海，而他们中相当部分属于低收入群体，支付不起日趋上涨的房屋租金。许多打工者或多个打工家庭不得已只能合租一套房子，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那些劳动力密集的服务性行业中人，如餐馆和美容美发店的服务员等。据后来查到的最令人乍舌的一则实例，将近30个打工者一起挤住在一套1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还有同一套屋子里住户分“两班倒”睡觉的！在这种情况下，私拉电线、乱接煤气、占用公用面积、自制隔断阻塞安全通道等等不符合居住物业安全管理的现象自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于合租人和合租家庭结构复杂、流动性极强，有些人甚至同居一个屋檐下数月都互相不认识，一旦发生灾害，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2007年春夏上海就接连发生了数起起因上述原因引起的火灾，不仅造成了合租人员的惨重伤亡，也对相邻业主的安全构成了很大威胁。当然，令邻居不满的除了这些显见的安全问题外，还有因外来人员混杂而造成的潜在的治安隐患。

有关部门“整治（打击）群租现象”的行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可以想见的是，它自始至终得到了广大市民和新闻媒体一边倒的拥护和赞誉。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看到报纸和电视上类似“为百姓做好事”的“大快人心”的报道，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并且我还隐隐地感觉到，作为一个公民，自己天赋权利的某些部分正在受到损害，虽然我自己既没有与别人“群租”，也没有把房子出租给“群租”者。

如果我问一个问题：“群租”犯了哪条王法？问题的实质就会浮出水面。虽然对相关法律并无研究，但我依然可以很有信心地说，没有亲缘关系的人——甚至很多人——住在同一套房子里（相应地，把一套房子同时出租给数个个人或家庭），并没有触犯现行的国家任何法律法规。不然的话，那些营业性的宾馆、酒店、招待所、客栈就都是违法的。至少在我看来，以前那种10几个人睡在一间大通铺的招待所，就是最典型的“群租”，类似的招待所想必现在还有。当然，我读大学那年头（大约20年前）学校提供的拥挤脏乱的学生宿舍（我们那时8个大男生睡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寝室）又是另一种典型的“群租”现象。

    因此，应该整治或打击的不是“群租”，而是那些违反居住物业管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如非法用电、用气、用水，侵占公寓楼公用面积，在居民公寓内开设经营性场所，造成超标准噪音、异味及光污染等等。客观地说，“群租”比较容易引发上述违法违规行为，但毕竟“群租”这个事件本身并不构成违法违规。把整治（打击）的目标指向“群租”，就好比因为造纸厂和化工厂比较容易产生环境污染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整治和打击造纸化工产业。且不说没有违反任何居住物业管理规定的相安无事的“群租”是存在的，就算现实生活中每一个“群租”单元都无一例外地造成了上述违法违规行为，我们也仍然不能把查处的目标指向“群租”本身。反过来，上述不遵守居住物业公德的违法违规行为也普遍地发生在“正常”住户那里，难道仅仅因为与“群租”无涉，他们就不应该受到应有的规劝乃至处罚吗？

    这就是我在本文一开始谈到的权利问题，在一个法治社会，公民能够自由地做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做的任何事情，任何他人（包括政府权力机关）都无权干涉，虽然其中有些事情在有些人看起来是那么可恶和令人反感。并且，这种权利是相互的，权利不受干涉和压制的前提是每个人（和团体）承认和尊重别人（别的团体）也享有与自己的同等权利。我认为还，只有公民普遍拥有这样的权利意识，一个社会才称得上真正的法治社会。但是，从“整治群租”事件中，我们遗憾地看到，权利意识在我们社会里是多么苍白脆弱。顺便提一下，以前各地公安机关经常打击的“出租汽车拼车”，在性质上与打击“群租”是相同的。

最让我觉得可笑并且坚决不能接受的是，有些小区为了更“有效”、更“合法”地整治“群租”，还以业主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了许多界定“群租”行为的标准。例如，有一个业委会规定：一套出租的物业内厨房、卫生间和过道等生活设施的空间，承租人不能当作卧室使用。简单地说就是，如果你租了一套房子，你是不能睡在这套房子的厨房、卧室和过道里的，否则你将受到“整治”。我相信，如果今天仅仅因为大多数业主投了赞成票就能使这条规定名正言顺地得到通过并实施的话，那么明天超市对员工搜身、后天学校对学生进行体罚……就都会是合法的。

    当下那些“整治群租”者拥有很强的道德优势感，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造福居民的大好事，因为他们得到了广大业主的一致支持。我却常常想对他们说，如果居民拥护的事情就是都是可以做的、而且是好事的话，我敢打包票，“查处未婚男女同居”、“将‘二奶’赶出本公寓楼”这类举动一定会赢得更大的道义支持；再进一步，在排外情绪比较强烈的居住区，“谢绝外地人和外国人租房”也肯定能够得到赞成；甚至我怀疑连“苏北籍租户不得入内”的小区都有极可能在上海出现……这些推理正是让我隐然感觉到自身也受到了侵害的原因，因为公民权利在概念上是一个逻辑整体，只要有一部分被堂而皇之地剥夺，我们离权利的整体丧失就不会很远，更何况在我们这样一个从来就不重视权利的社会。

    其实，我很清楚地明白我这是在小题大做，我也深信那些“整治群租”的热心人士并没有要剥夺别人权利的主观意愿，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维护这种权利。更客观地看，他们的确是在做一件有益的事情，只是在过程中将问题简单化了，因而在做法上偏离了他们本来希望达到的目标。但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疏漏”，正是因为国人普遍缺乏基本的公民权利意识。相信在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故乡英国，这种事情就一定不会发生。“整治群租”这件细小事件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公民权利”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