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07年12月20日《中国青年报》

    我家居住的公寓楼底层大堂的告示板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贴出一些街道或居委会发起的为贫困或遭受自然灾害地区募捐的倡议，这在令人感染的同时也常常使我在庸庸碌碌中感觉到几许人生价值。不过，最近的两三年里，我发现几乎所有这类捐助倡议书在结尾处都附带了一条“限制性”条款：只接受现金，不接受实物捐助。

    这短短的一行字每每让我皱眉，它能在一瞬间刺激出我的许多微妙的心理变化。首先，我觉得相当自惭形秽。因为像每个现在的城市中等收入家庭一样，我家也有不少平时不穿的七、八成新的衣服以及类似家用物品，像被褥、毛毯，甚至台灯、吹风机等小家电等等，当旧货卖绝对舍不得，但放在家里又发挥不了多大的效用。如果捐给灾区人民，一方面家里可以轻松一些，另一方面也能多少充实一下自己的内心，毕竟我做了件好事。但这句话点破了我的虚伪：我实际上是把急需帮助的灾区当成了废旧物品回收站！其次，我还觉得有点懊恼。这种感觉有点像我在寒冷冬夜的大街上把自己的衣服脱给一个急需帮助的路人、而他却轻蔑地对我说“本人只接受现金援助”一样，行善的热情被当头一盆冷水浇凉了半截。我相信，这条“限制性”条款对我的许多教养良好的邻居一定也起到了差不多的效果。

    但问题在于，我决不认为灾区人民会像大街上的那个势利的求援者，他们是需要我的八成新的衣物的。就拿现代人最看重的金钱来作个比较吧，如果让我捐钱，我每次大概不过捐个100元。但如果接受实物，我每次捐出的衣物的价值肯定要数倍于这个数字。况且这些东西正是灾区日常生活最需要的，收到的捐款也无非是用于去购买它们。

    显然，“只接受现金不接受实物捐助”这句听起来明显挑肥拣瘦的话，是负责捐助的本地或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代替受灾同胞向我们这些伪善的捐助者说的。而且，他们说这话时并没有征求过灾区人民的意见。我猜政府官员之所以这么说的主要原因有两条：第一，他们把受灾群众的日常生活水准想象得跟他们自己一样——这年头，谁还看得上这个？第二，也是更关键的，实物捐助太麻烦，清点、清洁、消毒、整理、打包、运输……一系列繁杂的手续都需要投入许多人力物力成本，哪比得上一张支票开到灾区那么轻松潇洒？然而，作为捐助者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以前街道和居委会还接受实物捐助的时候，我妻子每次总会把我们要捐的衣服、被褥洗得干干净净，熨得服服帖帖，折得比自己最钟爱的时装更齐整，然后嘱咐我亲自送去募捐站。她说，这是送去给别人的，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不尊重他们。相反，我把一张100元的钞票往募捐箱里一塞，也省心很多。

    我觉得，在这方面不管有多少困难和麻烦，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该比我和我妻子有更高的觉悟和能力。这对我们来说是善举，对他们来说是工作和职责，何况他们每年还有专门用于干这活的财政预算，其中包括他们个人的薪水。

    实物捐赠的萎缩还让我想到另一件有关联的事情。

    两个月前我卖旧报纸的时候顺便把几个空葡萄酒瓶交给小区门口收废旧物品的小贩，却被告知：现在回收站只收啤酒瓶，其他瓶子一概不再回收。

    过去20年来，整个中国社会的环保意识可以说与日俱增。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这种全民环保意识的日益增长呈反相关，以前许多有专门的小生意人上门回收的废旧物品——其中包括一些对环境有很大破坏作用的物品——如废电池、坏灯泡却反而越来越没有人光顾了。我经常向那些小贩打听，哪里有回收的？只要路程不太远，我愿意自己送去，并且一分钱都不要，只求让这些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东西有机会被回收利用。但答案无一例外都是：没有！至于会散发剧毒的废电池回收箱，我只在市中心的一两家高档百货公司的大堂角落里见到过，落寞而滑稽地彰显这些企业自我标榜的“社会责任感”。每次我的圆珠笔写不出了，我总是问办公室内勤：有没有新的笔芯？每次都被告知：笔芯没有，只有整枝新笔。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触目惊心的现状，在举国上下为生态环境问题焦虑的同时，以往自发形成的作为解决这个问题重要一环的整个废旧物资回收行业却已经萎缩到了近乎彻底消亡。我知道，这里有市场规律在发挥作用：在上海、北京这样商务成本一天天看涨的超大型城市，过去那种小打小闹的收破烂生意注定难以维系。但这正是需要政府发挥“有形之手”加以调控的地方，因为这种问题既不是市场能够自然调节的，也不可能期待全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而自行解决。至于政府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干预，需要研究的问题有很多，但我想说的是，首先是政府要有这种责任心。

当然，我们的政府官员们也许看不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整天忙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这样大事。但是，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发现”和“和谐社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