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2日

    与大行其道于当今西方知识界主流的“文化多元主义”或以其反向面目呈现的所谓“文明冲突论”截然相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深信，一个普世的“世界文明”即将形成或正在形成之中。于是，对许倬云而言，中国文化的出路就在于它在这个未来的“普世世界文化”中如何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也许与他是一位古代史学者，习惯于从大跨度的时段看待历史有关，许倬云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史就像江河汇流，是一个逐渐融合的过程。“史前时代，每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村落，都会有自己相当独特的文化特征。逐渐接触以后，许多地区性的文化终究融合为几个主要的大文化。”（《中华文化发展过程及其在世界文化发展中之地位》，《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219页）而且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历史上个主要文明无数次地互相接触，产生文化基因的交换，授受双方都会因此而丰富自己文化的内涵，一直到今天形成全球性的文化聚敛。我们虽然还未能达到世界文化的完全融通，但一旦到了那个时间节点，所有的文化基因就变成全人类所共有。过去所有的文化就像小河流，终究汇合进世界大洋。（《文化交流与比较文明——与李弘祺君谈话录》，《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247页）到了20世纪，全球化历程已证明世界是无法分割的，惟有合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我们已经看到实际上非走一条人类共同的文化途径不可了。”（《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198页）
    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继承者，许倬云一方面对于中国文化至今没有在世界文化中占领应有的中心地位深感焦虑，另一方面对未来又充满信心。全球性文化虽然已开端倪，几个主要的文化体系正在互相融合，熔铸成一个共同的人类文化体系，但这一新体系仍以希伯来—希腊—基督教体系为主要成分，中国、印度及伊斯兰教文化三大体系，尚未提供相当的成分。（《未来世界与儒家》，《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212页）鉴于我们曾经在历史上以儒家人文精神为主导理念发展出古代中国的普世秩序与普世文化，中国以往的经验与悲喜剧，将可以为当今及未来普世人类历史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寻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8页）
    许倬云深受卡尔·雅斯贝尔斯阐发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Axial Age）”的观念影响，他将一般文化发展的过程归纳为三个阶段，它们分别是：“突破”、“转换”和“僵化”。（《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64页）
    雅斯贝尔斯归纳了世界上若干主要古代文明的演变，独具洞察力地指出，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士底、犹太的以赛亚以及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诸贤几乎同时现身。他称这个时代为历史上的轴心时代。这些地区在经历了轴心时代的“突破”之后进入了文明，并由此分化衍生出后世的各种文明形态。之所以冠之以“轴心”二字，是因为这“第一次突破”是人类历史的重要转机。在此之前，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曾有过一个“史前时代”，人仅仅是浑浑噩噩地为活而活，既无历史意识，亦无超越尘世的人生意义的追问；人之异于禽兽，只是在于掌握了使用火的能力。因而雅斯贝尔斯称史前时代为“普罗米修斯时代”。之后，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一些地区的人类发展了农业、文字及国家，这是所谓“古代文化时代”。但有一些古代文明，如埃及始终没有完成第一次突破，而发展出轴心时代的文明。雅斯贝尔斯认为，各轴心文明在当下正逐渐合流为近代的科技文明。他称目前这个时代为“第二次普罗米修斯时代”：人类又一次掌握了许多更复杂的谋生手段，但是却还没有找到新的历史意义。接下来的“第二次突破”，还有待于全体人类再一次的努力。（《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111页）
    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有几个重要的外在表征，如国家的形成和文字的诞生等，但其最核心的特征是：人不再为活着而活着，而是有了意识与反省，并能够以自身的理性能力摆脱自然的约束与限制，以谋求更好的生存。这些特征导致了人类历史意识的产生，从此，几大轴心文明有了各自的特色及其以后的发展方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112-113页）
每个特定地区的人们在应对特定环境时都会作出许多选择，这些最初的选择就成为某一文化的基调，它们相当于生物的基因。人类群体中也有基因留下的约定信息不断地传递给后代，形成应对自然和社会的特定方法。在没有其他新的条件和新的情况发生时，一个社会就会不断沿用既有的方法，这就是知识的延续。但延续本身又是一种制约，使得某一文化处理问题的时候因袭特定的方式；而另一文化没有受到的制约不同，就会循着另一种规范采取另一种处理方式。于是每个文化就产生了自己的特色，当然，这特色会不断地修改，在短时间内它的延续性大于断裂性，但时间一长，往往大为改观。（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22页）文化基因修改的动力不是来自自然就是来自人文，相对而言，愈是古时，它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愈大；而愈到后来，它受人文的影响就愈大。（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35页）许倬云梳理出中国古代文化基因中的“三原色”，即“亲缘关系”、“精耕农业”、“文官体系”。但是，“19世纪以来，这三原色已经丧失殆尽。”（见《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
    从“突破”—“转换”—“僵化”的结构出发，许倬云分析了中国文化的流变历程。
    在许倬云看来，中华文明的第一次突破并不在雅斯贝尔斯轴所说的“轴心时代”，而是在商周之际。西周取代商而成为天下共主以后，周人也许出于强化其统治合法性的目的，经常自我反省，以周这样一个小邦何以能克服大邑商的问题。最后的答案是：周取代商是“天”的裁决，商人由于其道德的滑落而失去了“天命”的眷顾，而周人则因其道德优势继承了这一“天命”。周兴以后，以前的“帝”的地位及作用也改变了——在商时，“帝”是商人的部落神及宗主神；但周人的“帝”是普世的“天命”的代表，是道德的维护者及终极裁判者。所谓“天命靡常，唯德是亲”。许倬云将这第一突破的重要性置于比孔子学说更高的位置，“天命的观念，第一次给予生活在世上的意义，也使人的生活有了一定的道德标准。”事实上，正是“天命”观念确立了周朝800年的制度和道德基础，并且也为孔子时代的中国“轴心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石。如人们早已熟知的，中华文化的第二次突破发生在春秋战国时，当时礼坏乐崩、宗法制度崩溃，旧有的体制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孔子为当时的人找到了新定点，以儒家文化诞生为代表的这一突破，其主旨在于将人道普遍化了，使本来仅行之于贵族的礼乐观念传播于社会大众之中。中华文化的第三次突破集中出现在南北朝时期，此时，秦汉两代建立的整齐划一的旧体制崩溃了，佛教的影响填入空白，导致了旧儒家思想的变化。这第三次的突破的过程很长，初始于东汉末而最终完成于唐朝。中国和欧洲历史正是在这个时间接点上正式分道扬镳：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再未出现真正统一的大帝国，而如果说秦汉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普世帝国”（与罗马帝国很相似）的构建的话，隋唐则在它的废墟之上建筑起第二个“普世帝国”及其“普世秩序”。这一次的突破与前两次所不同的是，它既是中华文化内部“僵化”和“转变”的结果，也是外来文化冲击的产物。但是，以佛教为主的外来文化并未征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被整合进中华文化体系之中，进而形成了新的中国文化，其思想结晶就是被后世称为新儒学的宋明理学。（《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67-68页）
    中国历史上第四次、也是最近一次转变和突破始于鸦片战争以来，至今尚在进行之中，能否及何时完成突破现在也难以预料。这次大转变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来自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不过，与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持之论相似，许倬云认为传统中国的“普世秩序”到了清代已发生危机：经济开始一走下坡路，精耕农业单位生产量岁高却赶不上人口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因而无法提升；在政治上，整合愈整齐，思想也日益僵化；学术趋于烦琐化，甚至艺术也缺乏活力而蜕变成了单纯的装饰技艺。总之，“到了19世纪中国文化已经僵化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68页）即使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内部也必然会产生转变的要求。不幸的是，“这个中国第三期文化变化的盛衰曲线，正在其谷底的阶段，却需要应付排山倒海的西方文化冲击，于是因为应付乏力而手忙脚乱，一方面出现完全缺乏自信的西化论；另外一方面又因为情感的反弹作用，国人表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国人近数十年来，在检讨自己文化传统时，也因民族主义的情绪作用，而难以做理性的分析。”（《文化价值观的变化与建设》，《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228页）如果进一步做缜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西方文化本身目前也正面临僵化的趋势。所以，“我们今日的文化改变，实际上遭逢了双重僵化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69页）
    正是在这里，许倬云将中国文化的突破与将来降临的“普世世界文化”沟通起来：中国文化的转变和突破绝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它也与世界的未来息息相关。
    按照许倬云的看法，这一“世界文明”确实正在形成之中。而且新的突破所仰赖的新的共同文字已经诞生，那就是数字化时代的数学语言；（《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199页）甚至我们还可以从某些社会如当代日本（它将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自印度的宗教体系与来自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科技熔为一炉）中瞥见世界文明的一缕影子和趋势。但从已呈现的迹象来看，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却非但不令人欣喜，反而是值得担忧和警惕的。
    这一正在形成的世界文明的主要特点是近代科学与工业，它们因发轫于西欧而染上了浓厚的西方背景。但这一先天得来的东西只是历史的偶然而并非历史的必然，因为科学与工业与西方文明本不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然而，世界上许多非西方文明在接纳科学/工业文明时，往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认为必须因此而全盘接纳整个西方文明。（《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199-200页）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言，科学文明的特质是一般化与普遍化，因为科学本身不牵涉个人的文化背景和价值情感，因而新的科技文化将无法对新的信仰有所助益。不仅如此，它还将极大地冲击其他许多文化原有的价值体系，使它们发生根本性动摇。（《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104页）“历史上几大文化体系假如不是完全被取代了，也至少都面临严重的问题。因为过去每一个文化，它的根源所在都是在文化初现时，突破阶段所缔造。那时提出了一些根本的假设，而这些假定在该文化的后继发展中，始终是该文化的基础，犹如几何学的公理一般。这些公理，例如神本身的存在，以及天道本身的不变性，在今天科学文化中，都面临到一个不能证实的困境，而科学的属性是需要被证验的，不管它是用实验或论证。用科学是可证验的属性来核对过去几个大文明的根本性质的时候，这些根本性质都有过不了关的困难。”（《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102-105页）
    “今日人类文化所表现的特色，一是心智活动以科技为主，二是经济生活以工业生产为主，但是社会一方面趋于高度的组织化，另一方面高度的个人化。”这三个层面，都强烈呈现工具性的及手段性的理性，而缺少目的性的关怀。（《未来世界与儒家》，《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213页）这种根基于希伯来—希腊—基督教体西方文化的新的科技文明如果按其自身的逻辑必然性一味发展下去，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思考方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枯竭；个体间的疏离、群体成为个体的巨大压迫力量；思考方式上的客观性、工具性及现实的实用性，反映在理解世界万物时不问目和终极意义，只问过程、手段的态度……（《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201-203页）其实，希伯来—希腊—基督教体系在历史上曾有过高度的目的性关怀，但在这一系统的宗教成分萎缩之后，其目的性的关怀也随之消失。如果未来人类共同文化遵循上述轨迹发展，则人类文化之目的何在，将很难有明白的交代。（《未来世界与儒家》，《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213页）而当一切价值都被解散后，剩下的将只有庸俗、平凡、冷漠、猜疑与失落。“人类文化到了这一阶段，则是丢失了千年来各种文化曾有的先圣大贤努力累积的成果，如果生物学上的“返祖”现象，人类又回到榛莽未开的原始状态，一切行为仅仅是生物食色本能的反射！”（《从历史看时代转移》第3页）
    许倬云以一个“当代丛林”的隐喻来描述人类文化新一次突破的前夜——由于我们过去确立身份认同的所有共同体一个一个相继消失，于是每个个人都散失在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人群里。我们漫无目的地游离在固有的时间和空间以外，仿佛重新回到了当年的丛林。人类花了8000年时间设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到了最后，我们回到另一个丛林。今天丛林里的大树就是都市里的摩天大厦，过去我们用弓箭打猎，今天我们用来狩猎的工具是金钱，我们猎取的对象是其他的人类。我们又回到丛林里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再一次出发，再一次开始，来看看我们究竟在新的蛮荒地带要问些什么问题。（《我们生活的目标》，《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264-265页）
    过去的几大文化体系的主要贡献是在人文方面，在于确立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它们本身动摇的时候，新的科技文明以什么代替它，以什么来重建？这就是当前最迫切的工作。当然，从正面来看，要求普遍性与合理化的科技文明也可取消一些负面的负担，例如国家与种族界限的偏见等。（《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102-105页）但总的来说，由于缺失了目的性的追求，无序的乱象已随处可见，昔日所有的道德体系都被认为是教条，而不再具有规范的能力。这种旧的规范已动摇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真空期”，历史曾经出现过，（《重建人文价值与社会伦理》，《从历史看时代转移》第131页）我们的世界的在另一次大突破的前夕。（《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69页）
    不过，许倬云并不认为当前的这种发展趋势是一种必然规律或不可改变的，归根结底，未来的人类共同文明还是取决于我们当下的自由意志和自我努力。未来的普世文明并不必然一定朝着西方文明的既定轨迹走下去，当然，如果我们不加进新方向和新成分的话，源自西欧的偶然成分就很可能变成它的主要内容；但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改一点东西，加一点东西的话，我们可以改变它，改成逻辑上它该有的形式。“世界将来的前途是要由我们来规定的，我们并不一定要走日本的方向，将历史偶然性与逻辑必然性套在一起而分不开。”（《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200-201页）
    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具有双重使命：一方面它自身需要突破；另一方面更需要为未来的人类普世文化提供有价值的元素。因为，事实上过去一个世纪里西方文化本身也经历了急剧的改变，改变的幅度之大及程度之深，不下于我们所面临的社会文化变局。因此，今天我们讨论中国文化时，不应当将它视为一个静止的个体，我们毋宁应当将目前的变化看做全球性的调适。“今天的问题倒不再是谁学谁了，而是在全球性的文化缔造过程中，让每一个主要文化都贡献其有用、有意义的部分，提供给我们子女，以融铸一个新的世界文化。”（《中华文化发展过程及其在世界文化发展中之地位》，《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221-222页）
    今日的人类文明确如雅斯贝尔斯所描绘的轴心时代前夜那样，已进入新一轮的大崩解，而下一波的大突破如何化险为夷，从困境中走出另一境界，则取决于我们这个时代如何回应。这一次人类文化的转变，不应当是终极的崩溃，而应是另一次的突破：突破困境，再造新境界。从前所述的三点——思考方式、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看，世界现代文明有其无法弥补的缺陷，单单从西欧系统文化遗产中要找出路很难。有资格在未来世界文明中占一席之地的除西欧文明外，还有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等。（《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203-205页）身在中国文明体系之中，中国人如何自处，如何处人，也有待我们严肃地自省。（《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5-6页，《从历史看时代转移》“新版序”第4页）今日的中国，诚如世界所注意到的，正在重新崛起。一个古老的主要文明再度新生，本身已属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而这个巨人从长达100多年的“脑震荡”中重新站起，对于四周业已及正在发展的事物必须再经历一次认知，方能知道如何长久停顿之后向哪一个方向举步起行。而中国文明体系的特色，正可与西方文明互补短长，如果两种文明的基因同时被纳入未来人类共同缔造的全球化文明体系之中，则长远而言，既可弥补我们自身的缺陷，又对人类文明的永续大有裨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1-2页）事实上，不仅中华文明，在欧美文化走入困境时，曾经有过“脑震荡”之苦的其他几个文化体系都应当为人类共同的未来担起提供“选项”的工作。（《从历史看时代转移》“新版序”第4页）
    新的更合理的世界文明最终会是怎样的形态，现在固然难以预料，但根据人类已经发展起来的历史经验，它的一些基本原则还是有迹可循的。首先，它应当有能力形成普世秩序，而不是局限于地区或种族；（《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70页）其实，它应当是人本的，着眼于人的现世（入世），而不可能是着神本的或遁逸于自然中的；（《我们生活的目标》，《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264-26 5页）第三，它应当是传统文化的接续和转化，而不是全然与传统断裂，（《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102-105页）因而也应当是许多文化的综合体。（《为世界新文化催生》，《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210页）
    基于上述几条基本原则，许倬云对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充满了乐观和自信。在近古以前，中国文化圈的模式是普世天下，没有清楚的边界，也不能仅由政治权力界定。儒家也不像犹太教那样有前列种族排他性，可以超越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因此，中国的历史对于我们面临的未来普世秩序，应有其参考价值。（《从历史看时代转移》“原版自序”第2页）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以人为本的人文观念，儒家的理想是在人间缔造一个属于人的社会，给个人发展的机会，以个人的善累积为群体的善。人不必祈求神的国度在地上出现，而是尽力成全现世，自强不息。（《未来世界与儒家》，《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218页）世界上其他主要文明也有过天下秩序，例如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在中世纪也发展了地中海世界的天下秩序，甚至由此开展了欧美文化为主流的当前世界性文化。不过，基督教文化圈的价值建立在独一真神的神恩上，相对而言，中国文化圈的人文价值，应当更适合于未来世界秩序，因为未来的多元世界必须是包容的，而基督教的一神信仰却是排他的。穆斯林世界也曾有过他们的普世天下，但同样是一种一神教，伊斯兰教的排他性与基督教如出一辙。此外，在现代科学的影响下，狭义的一神信仰及神恩观念也日益摇摇欲坠。世界文化的另一主流印度教，则永远寻求个人内在的宁静，无意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在今日工业社会，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离群索居。因此，上述这几大文化中，儒家文化在未来是最有可能转化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70页）退一步说，即使未来世界秩序的主流为欧美文化，中国文化仍有足够空间，可以焊接到未来世界秩序中，成为有价值的成分。（《从历史看时代转移》“原版自序”第2页）
    不过，我们虽已站在另一次文化突破的边缘上，但这种突破却并必然会发生。它需要很多条件的配合，其中最根本的是要有一群独具反省意识的精英知识分子。而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许倬云看来，在现代社会是很难产生的。
    以往所有文明内部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祭师型；二是官员型；三是律师医生型，亦即将知识作为有价商品出售以维持生活及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西欧知识分子偏重律师医生型，中国偏重官员型，印度则偏重祭师型。当代知识分子当然比较接近于第三类，但与传统的律师医生型知识分子又并不完全一样。因为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也深入知识领域，当代知识分子虽然都以知识出售作为其职业，但其知识的来源和出路则是制度性的组织。换言之，他的知识并没有直接出售给一般大众。当代知识分子在知识的前沿上不断推进，他们以其知识间接地服务于大众工作。新知识分子实际上是过去三种类型的合并，他们的弱点在于非依赖于团体或组织不可：他们的研究要依靠相当昂贵的设备，依靠一个庞大的团队合作；而且，专业分工的加深使新知识分子职业转换都极为困难，每个人都被束缚在他的工作岗位或职务上终老其身。这些因素都很可能使新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过去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独立性，继而失去了自身在社会上为精英特性。（《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105-107页）“未来的全球将会变成一个热热闹闹、快快乐乐但却是迷迷糊糊的世界……在时间上，人类文化则是愈走菹宽，愈走愈浅。未来在哲学界、文学界将不容易再出现一批真正深思熟虑的人。科学界或许还有，倒是未来科学界会不会有可能发展出新的哲学来，颇值得深思。”（《明清中国之变》，《从历史看时代转移》第53-54页）
    每个社会的中心都有一群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是文化中承先启后的领袖，主要任务是持守传统，也为此而发展了传统的神圣性。他们也常常是既得利益的分子，享有权益和地位而时时自我肯定。因此，单有知识分子而不具有迫使他们作反省工夫的机缘，则突破与超越终难发生。从历史上看，一个文化的突破以及给予新定义，依仗的往往是这样的少数知识分子：他们因兴亡起伏的社会剧变而失去了原有的既得利益，从原来的文化中心位置游离出来，这些本来可能是十分保守精英于是不得不在边缘环境的新条件下转化成为最进步的力量。这时候，他们会对自己的文化传承有了深切的危机感和反省，从而形成一种创造性的转化。（《文化交流与比较文明——与李弘祺君谈话录》，《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245页）例如，中国商周之际的剧变和周东迁以后的长期变迁，导致一大批知识分子失去了权贵的地位。他们转化为游离的知识分子，这也造成了他们对神圣传统的疑问。由疑问而反省，而瞿然提出新的见解（如孔子及先秦诸子），这才能把古代文化提升到所谓轴心时代的新境界。（《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123-124页）但是，目前的知识生产过程似乎不可能产生上述这种游离知识分子——我们难以想像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能摆脱职业的牵绊，离开实验室，离开同僚，而还能做有价值的知识工作。许倬云因此认为，必须由知识分子在心智上自求解放，以其良知良能为文明的突破而努力。（《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105-107页）
 许倬云对中国文化在未来的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持有强烈的乐观还有一个原因，即中国本身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复兴。他相信，若以全球格局论，东亚这个区域未来将会像欧洲一样，以经济的整体性结合在一起，中国则因为其人力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庞大，仍将占有领导地位。今天的中国文化影响力虽不能回到古代，长远来看，她的影响力仍是不容忽视的。（《时代转移的诸种因素》，《从历史看时代转移》第26页）
    不过，也许是用过于美化的眼光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关系，许倬云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在即将形成的人类普世文化中塞进更多中国传统文化因子，而他对于中国文化自身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面临的危机及其“突破”着墨甚少。对于这一点，他只是说了一些原则性的话。比如，“我们今日所处的环境有点像春秋战国时代，旧有的系统崩坏了，要重建它必须守在人的通性下才能解决问题。”儒家文化在当代的转化不能只是解释，也不是一个或少数学派所能完成的，必须集合众力才能。（《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70页）又如，儒家体系在古代曾经遇到过的最大劲敌应该是佛教，但是儒家也因此练成新招式——新儒学。今日儒家所面对的劲敌是各种现代主义，而这些“主义”本身也正有必须渡过的转化过程。若要克服这些“主义”，儒家必须有新的调适，今日首要工作是重建儒家的价值观。（《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72页）当然，他也理智地认识到，“儒家可以转化，但是不可能统一世界的思想，却可提供世界另外一个角度及另外一些意见。如同佛教不可能统一中国思想，但能帮助中国渡过东汉以来的难关。”（《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71页）
    一旦上述理想实现，我们也许能看到的世界确实是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而不是小说上的讽刺。在这美丽新世界中，国家、种族、宗教的界限都会消失，因愚昧而起的冲突、因贫乏而产生的困扰也会减到最低。事实上，我们已站在另一次文化突破的边缘上。历史上第一次突破是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左右，也就是孔子、苏格拉底那个时候。现在第二次突破必须有所准备！这种准备工作在今天就应该开始。（《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105-107页）我们应当“采取前瞻的态度，往前预估将来世界可能为什么格局，应当是什么样的格局，然后分别由其本行中预设一些正面应有之文化价值及负面应去之文化负担，通过大家有系统而非零碎的共同努力，也许我们会为世界新文化的形成奠定一些初步铺路的工作。”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先为我们自己的文化观念定位。（《为世界新文化催生》，《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210页）
    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接受还是不接受，未来世界文化正在形成中，纳入更多中国文化的因子可以使它更好，也更合乎我们的希望；现在不能纳入，则未来的世界文化中将只剩下西欧传统，而很难再有中国文化的地位，因为文化发展将难以摆脱其历史偶然性所造成的“路径依赖”。我们，当代中国人，要完成这项伟大的使命，前提是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继承了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我们必须肯定我们自己背上有东西，由我们在背它，我们才可以将中国文化背进世界文化中去。如果我们背上已经空空如也，只剩西欧传统，则我们没有资格背负中国文化了。”（《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208页）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许倬云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从历史看时代转移》，许倬云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