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你在13岁时发表了第一首诗作，还记得那是发表在什么杂志上，那首诗的内容是什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又是如何走上（选择）了诗歌这条道路？
    海啸：我的第一首诗是1987年发表在安徽的《诗歌报》上，当时正上初一。至今记得那首诗叫《南方的树，南方的草》：

    南方的树是轮月牙
    南方的草是颗星星
    我既是月牙又是星星

    南方是蓝色的
    我也是蓝色的
    蓝色的海滩蓝色的梦境蓝色的翅膀

    忍受过百年
    才将最后一种姿势
    在冬天的雪地里留下
    苍白的影子
    我就在这雪地里
    无声长大

    那时有母亲牵着我
    而今是我自己
    在这里漫步
    只不过
    脚印已经很深

    应该是小学四、五年级吧，开始试着“写诗”（那时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诗，无非在进行一种涂鸦式的分行文字）。童年、少年都是在乡村度过，不像生活在城里，有那么多人，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来注意。我从小就不太合群，喜欢一个人胡思乱想。我的家就背倚山林，春天的时候小鸟开始试飞，我于是跑到山上抓小画眉，起风的时候晃动树枝，小鸟纷纷坠落。要是“收成”好，最多能养好几十只小鸟。我给每只小鸟都取了一个得意的名字，现在想起来，把那些名字串起来，可能就是“诗”了。但真正自认为的“诗歌”写作，应该是进入初中之后。

    西风：你曾是名噪一时的中学校园诗人，是否仍旧怀念那段岁月？我觉得你的诗歌是经过了青春写作的，不过时间并不长。有人从来没有经过青春写作，而有人一辈子始终处于青春写作。这一时期你的诗歌创作（或者青春写作）有何特别之处？对后来有何影响？
    海啸：恰恰相反，我的“青春写作”或“青春期”写作经历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记得中学阶段，除了有限的普希金、雪莱、拜伦等之外，几乎难以接触到更多的诗人和作品。80年代中后期，我还在上初中，当时正值“朦胧诗”、“第三代”和“汪席风暴”（汪国真、席慕蓉）尤为活跃的阶段，可惜除了汪国真、席慕蓉等的作品可以在县城书店或校图书馆较为容易读到，像“朦胧诗”、“第三代”诗人的作品，反而是“遮天蔽日”，一诗难求。记得我上初一的时候，偶尔在县新华书店见到一套（上下两册）《当代台湾诗萃》，至今印象极为深刻，那两本书是红色封面，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主编我还能记得，叫雁翼。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原来诗歌还能那么写。当我阅读了洛夫、纪弦、商禽、郑愁予、罗门等诗人的作品后，便自认为这些诗远远要比“汪席”之类的诗歌好上几百倍。那时我在周末的时间骑着自行车一遍遍往县城跑，为了读这两册书。当时这两本《当代台湾诗萃》价格不菲，好像接近20元人民币。要知道，20元相当于我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十分小心地和母亲说起这件事。真没想到，对开口要2元钱买支钢笔都极其苛刻的母亲，竟然非常爽快地给了我书钱。想起这件事，至今让我感怀。
    在我的中学阶段，包括军旅几年，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情绪写作”，因此值得留下来的并不多。我觉得这些经历或者经验对后来的写作影响是巨大的，喜忧参半，正面与负面的都有。若不及时警醒，带来的“裹脚”是致命的。后来我接触到一些年轻的诗友，他们有的比我小好几岁甚至十几岁，但他们所受的文化浸染，包括阅读的途径要宽泛的多，所以他们的起点往往很高。我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摆脱和克服当时带给我思维与语言的“惯性”。即使是现在，还需要不断地自我约束，以免轻易陷入当初“青春期”带给我的写作“技艺”。所以，我不再轻易相信所谓的灵感以及瞬间跳出来的、自以为十分高妙的某个意象或者词语。在写作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将自己躲藏起来，在词语的背后，去开启诗歌的钥匙。我始终坚信这一点，诗歌写作是一种“慢跑”，仅仅靠青春的激情是远远不够的。

    西风：和大多数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不同，中学毕业后你没有进入高校，而是入伍参军，用你自己的话说，就是“用诗歌换来了一套军装”。我想知道这六年军旅生涯给你的诗歌和人生带来了什么？这是一段被你自己和别人忽略的历史。
    海啸：曾不断有朋友问起我当兵的那段岁月，我似乎在有意“回避”。主要是那几年，的确留下了“不堪回首”的经历。应该说，十六、七岁到二十来岁，可以是极为可贵的“青春年月”，但这几年的军旅生涯，留下了比“空白”还要可怕的“空白”。那个阶段写了很多，但大多是“沿袭”了中学时期的“抒情”风格。但这些作品应该有它们独有的、阶段性意义的。其中还有一件事，1994年春天，我趁部队探亲休假的机会去兰州看望一个朋友，在回家途中，火车到了河南漯河站的时候，我的行李包被坐在我对面的两个家伙“取”走了。记得一路上还和他们聊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天，直到火车启动，发现对面座位空了，才发觉我的行李也随他们不知所踪。行李中有我那些年所有的写作手稿，包括我此生最为珍贵的情感记忆。这六年军旅生涯给予我的收获，用一句话可以概括：有怨无悔。

    西风：你真正以“海啸”身份引起诗坛的关注，应该是1996年底来北京之后（巧的是我在几乎同时离开北京去了美国）。自七十年代以来，北京、上海、成都一直是诗歌重镇，这是你离开军旅选择北京作为落脚之处的原因吗？你的诗学观念在到北京之前和之后有无明显的变化？
    海啸：是朋友给我的勇气。当初分别给广州和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广州朋友说：这里不适合你。而北京的这位朋友说：来吧，过来先住我这里。就这样，我选择了北京。其实这一切和诗歌本身毫无关系。初到北京的那几年，基本上是在为生存而奔波，不过也断断续续地写，但很少拿出来。2000年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我创办并主编了一份人物周报《时代人物周刊》，并有了自己的公司。正当所谓的事业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母亲遭遇了车祸。后来报纸和公司运转也发生波折，资金链条出现了瓶颈，造成入不敷出。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一直持续了大半年，让我负债累累，不堪重负。可以说，在经过所有的世态炎凉之后，才发现只有在诗歌中才能找回自己。2001年春天母亲去世，我已万念俱灰，之后便停办了报纸，公司也随之倒闭。那时便开始动笔“三部曲”。应该说，我的诗歌是在创作“三部曲”的过程中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西风：诗是最难定义的事物，我还是想请你下个定义，或者说你认为什么样的文本才算诗？
    海啸：什么是诗？已有诸多“答案”了。我以为，诗就是诗（这肯定是句废话），任何的解释都牵强附会，都是多余。

    西风：你心目中的好诗有什么样的标准？你怎么判断一首诗的优劣？
    海啸：好诗就是好诗，我坚持的好诗标准便是那种能使自己“一见钟情”的诗。如同走在大街上，在你身后或在视线之外的地方那个绝色女子。你会霎那间地被她“擦亮”，会木然地惊艳于她超凡的韵致。一首好诗也是这样，就像电流的对接，一瞬间被窒息、感动和惊憾！诗歌是有生命的，首先是它的结构建筑，也就是文字间的排列；再就是气息，甚至气味。即使语言外衣怎样的华丽，文字堆砌得如何整齐，若缺乏那种“与生俱来”的气质，任何刻意的包装都是枉然。所以写诗和做人是分不开的，有着高洁的品格和修为，字里行间才会拥有那种豁然出壳的光芒。

    西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对你分别产生了什么影响？其中哪些诗人你最为喜欢？你经常读别人的诗吗？你主要读哪些人的诗？你的阅读和创作是怎样的关系？
    海啸：若说没有影响，这是不客观的。至今我仍能一字不落地背诵北岛的《回答》等作品。主要是那个年代，他们的诗歌给予我们的记忆太深了。“朦胧诗”及“第三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依旧是当代诗歌的“主流”。在这些诗人中，我较为“集中”地阅读了北岛、杨炼、于坚、伊沙等人的作品。当然，对诗歌的阅读，我情愿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一些经典诗人及文本的阅读上。主要是一些国外诗人的作品，相对来说，他们更丰厚、宽广，具有诗歌的内在力量。

    西风：你通常在什么情形下开始写一首诗？当你产生创作的欲望时，是立即动笔，还是要先等一等？为什么？你经常修改作品吗？
    海啸：我现在不太喜欢一种即时性的写作。一般不会立即动笔，可能会在内心酵存一段时间，甚至会推迟好几年。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喜欢那种冲刺般的“快跑”。往往产生了创作欲望，也就是所谓的“灵感”，会迅速对自己产生一种迟疑，尤其是面对一首长诗，这种“缓慢”的节奏会更加的明显。比如说我去了某个地方，被当时的风景或旧人惊醒某根“诗弦”，但往往也会“无功而返”，若当时没有动笔，肯定会懈怠下来。直到在未知的岁月里产生同一种知觉，也就是当时的写作欲望出现某种重合与验证。因此我的创作量极少，几乎到了一种濒临“破产”的地步。
    我对自己的作品从不修改，我尊重自己的原态。所以，我对诗歌所谓的“推敲”做法基本上是嗤之以鼻。这是一个人的习惯问题，没什么对与错。

    西风：你的诗歌让我发现了久违的英雄主义色彩，这种英雄主义和北岛式英雄主义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你能谈一下吗？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反英雄”一直是诗坛的主流，为什么你却要反其道而行之？
    海啸：北岛属于他的时代。我更多地尊重自己个人的喜恶，以诗歌的形式在内心建构一个“审时度势”的秩序。为自己代言，而不是考虑这个“时代”。华兹华斯也这样解释：“诗人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向人们说话”。但是，诗坛出现过分自我的风气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也就是一味的“反英雄”。于是，大量“伪英雄”的出现，造成当代诗歌的大面积“缺钙”和“贫血”。其实，“英雄主义”是一种高蹈的精神向度，是一个诗人从一而终的生命关照。

    西风：你的诗几乎都是抒情诗，而当今诗坛致力于减少抒情增加叙事，有人甚至提出从诗歌中剔除抒情成分，你对此有何看法？
    海啸：“抒情”是诗歌本身最为珍贵的品质，当然，在这里所说的“抒情”不应该是平面的、狭隘的、浅显的，而是诗人本身具备的感觉、知觉、意识和体验。当然，诗歌的叙事也应该是基于“诗情”上的叙事。有些人把自己生活的琐事，甚至便溺的过程都以诗歌的形式津津乐道开来。诗歌就是诗歌，不需要替代日记、随笔、小说、告示，或黄色段子的功能。我敢说，真正优秀的，甚至伟大的诗歌作品，哪一首不是为情而诗的“抒情诗”？！

    西风：现在口语诗大行其道，而你的诗歌语言仍然主要是文学性很强的书面语，能否谈谈你对口语诗、反意象等的看法？你怎样看待诗人和语言的关系？
    海啸：我觉得，当今诗坛对所谓口语诗和非口语诗的界定（其实根本就没有界定，也无法界定）本来就有失偏颇。由此自然会想到诗坛所谓“知识分子”和“民间”两大阵营的争论，最后竟然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其实这是一小拨诗人彼此间的一种“策略”，他们考虑的不是秩序、建设，而是如何抢夺所谓的诗歌“话语权”，从而使自己的文本受到更多一些的关注。若在写作的过程中，一味注重“口语”而拒绝“书面语”，或坚持“书面语”而回避“口语”，我难以想象这是多么滑稽的局面。

    西风：我认为诗歌内在的气质始终应该是高贵的，这在你的诗歌里面有着集中的体现。你对当下诗坛出现的“崇低”、“尚丑”等等有何看法？
    海啸：“崇低”不是崇尚低俗、低下，而应该是“向下”的一种精神。关注底层，人生存的基本状态，以真正“人”的视角直面现实；“尚丑”也如此，以诗为刃，揭露那些黑暗与丑陋的部分，这样的作品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但诗歌毕竟是诗歌，不同于其它文学形式，它在语言和内涵上是应该有所警觉和取舍的。当下“诗歌作品”中，出现大量的，无论在语言还是内容都极为肮脏、低俗甚至下流的文字垃圾。这样的文字是不应该被纳入诗歌范畴的。就如同所谓的“下半身”、“垃圾派”等，不断被人演变成黄段子、泼妇骂街般的“口头禅”。如果把这些东西归纳成“先锋”、“实验”、“后现代”，实在是无稽之谈！诗歌应该有它一定的道德底线和语言规范。

    西风：就我所能读到的你的诗作而言，我感觉后现代主义对你影响较小，你的诗作基本上属于现代主义，你同意吗？你对中国目前后现代倾向的写作有何看法？你认为现代主义仍旧应该是当代汉诗的追求吗？
    海啸：“创造陈词滥调，这就是才能”，波德莱尔在《赤裸的心》中这句话令人深省。然后他又说：“我得创造陈词滥调”。一味在语言上追逐与“创造”中的诗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急功近利，贪图“捷径”的做法。动不动就pass谁，就“先锋”，就“后现代”，实际上是一种极为幼稚的表现。真正的“先锋”与“后现代”是一种精神血质，是体现于内心的独立意识，而不是粗暴地理解为“暴力行为”。大众传媒（包括网络）的空前发展的确为我们增添了诸多色彩，诗歌应该是“寂寞”的，不应该成为“大众娱乐”的殉葬品。现在许多年轻诗歌写作者，其中当然也有一些业已成名的诗人，对当今“流行事物”趋之若骛。其中表现在诗歌写作上的轻迈与游戏心态。譬如说吧：西方国家的电视与网络比我们发达那么多年，往往对所谓的“流行语”极为警惕。而我们呢，一夜之间，“超女”或“超女”产生的“PK”等词可以铺天盖地。目前国内有位在电视台讲“三国”的学者很火，最近一期的《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一个专题，封面赫然打着《学术超男×××》，实在让人如梗在喉，哭笑不得。说了些似乎与诗歌无关的话题，我想我的立场无非如此，坚持“优雅的汉语”，致力“创造陈词滥调”。

    西风：你的诗中有着丰富的情感，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同时又不乏智性元素，避免了滥情。你认为情感与智性在诗歌中应该有怎样的地位？缺乏情感与缺乏智性的诗相比，哪个更不可能成为优秀的作品？
    海啸：情感是诗歌尤为重要的诗性元素之一，这也是有别于其它文体的区别所在。当然，那种所谓“浓得化不开”的浓情之作，很容易让人厌烦。所以，要善于“压榨”，直到露出语言的“骨髓”。也就是你所说的避免滥情，诗的“智性”写作之所在。我倒觉得，诗歌可以缺少情感，但不可缺乏“智性”。

    西风：你的诗几乎没有失败之作，风格还是很统一的。一贯的内敛、厚重、唯美，核心如同钢筋混凝土般坚韧，这是你自觉追求风格的结果吗？而近期某些作品，例如《黄果树》、《奔走的春天》等，和你这一风格不一致，这是你在尝试突破吗？
    海啸：相对来说，我对自己较为挑剔，自己不满意的东西一般不会拿出来。我也有很多失败之作，尤其在30岁以前，被自己否定的作品不在少数。你提出的比如《黄果树》、《奔走的春天》等，应该是我较为随意，或“即兴性”一些的诗作，谈不上去刻意尝试某种风格。我觉得诗歌还是深思熟虑些好，需要留点时间和空间来进行“发酵”，不宜太随便了，把诗歌当成“日记”，大量复制或拷贝一些分行文字，是不可取的。

    西风：最近你喜得贵子，向你表示祝贺。我以为正常的家庭生活对于一个诗人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诗人进入青春后写作阶段。能否请你谈谈诗歌和家庭、社会的关系？
    海啸：谢谢。不错，正常的家庭生活，包括健康的心智、朋友间的交往等等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是至关重要。很难想象，一个对自己的基本生存都不能保障，生活上浑浑噩噩，一团乱麻的人，怎么能有一颗正常的心态进行写作？不仅仅是诗意的“构图”，其实每个男人都有一个相似的梦想：跨马天下，浪迹天涯。但我们毕竟有亲人、朋友、爱人，以诗歌为“借口”，将所谓的“诗歌方式”强加给别人是不道德的。当然，苦难（甚至是灾难）往往喜欢眷顾那些敏感、脆弱而又善良的诗人，许多大师正是在这种命运多舛的状况中留下了杰出的诗篇，但“苦难”不是可以刻意追求与索取的，它们是上帝的“恩赐”。
    诗人于坚早年有句话我印象颇深，我想大致是这样：像上帝一样思考，市民一样生活。诗人首先是一个人，心智健康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