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接受了《人民邮电报》“信息化”栏目关于农村信息化的采访----

    “‘大力培育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发展农产品网上交易、连锁分销和农民网店。’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涉农信息化提出了更加具体、更加细致的要求。相对往年，我认为今年农村信息化最值得关注的点，就在于自上而下的推进浪潮和自下而上的应用需求如何接轨。”刚从江苏、浙江等地农村调研返京的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东对《人民邮电》报记者表示，从他亲身调研的情况看，我国农村部分地区信息化尤其是电子商务发展，目前已经进入广接地气、上下对接的新时期。

现状——

农村信息服务能力大量闲置

    汪向东表示，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推出“金农”工程以来，就非常重视推进涉农信息化建设，主要的推进方式是自上而下，特点是党和政府要农民信息化，而不是农民要信息化。多年以来，农村信息化的主要进展是基础能力建设，特别是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和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各个相关部委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从三电合一、村通工程、电脑下乡、信息下乡到人员培训，但突出的问题是已建成能力大量闲置，应用效果不佳。例如中组部前些年大力建设的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为了解决有网无用问题，后来与商务部合建新农村商网，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出现目标用户大规模应用的情况。

    汪向东认为，从我国农村信息化的发展历程看，这种自上而下推进的合理性源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从信息化的角度看，农村相对于城市存在两个最突出的差距：一是分散性，城市本来就是人员、资源的集中地，加上工业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强了这种集中；而农村本来就有地域、人员、资源上的分散性，加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变集中决策为分散决策，固化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分散性，种什么、怎么种都是农户自己说了算，作物、农时的巨大差异，给涉农电子商务带来了巨大挑战。再加上物流等基础设施与城市的巨大差距，从经济角度看，既不是规模经济，也不是范围经济。在这种状况下，线下的、扎根在村一级的信息点的设置就显得格外重要，靠它才能把原本分散的信息化需求整合起来，把原本不经济的商业模式变得经济起来。各有关部委都看到了这一点，要大力发展村一级的信息点，例如利用农机站、文化站、农村信息服务站、电话营业厅等设立，如果没有这些信息点构成的线下网络，推进涉农电子商务会很难，经济上甚至是不可能的。二是农村人口的信息素质普遍较低，再加上2亿多在农村中年龄结构、文化结构最优的，信息素质相对比较高的农民工群体离开农村外出务工，进一步拉低了留守农民平均的信息素质水平。这是农村信息化、农村电子商务面临的最主要的国情。

转机——

自下而上涌现典型应用模式

    在我国自上而下式涉农信息化艰难前行的同时，近几年终于涌现了自下而上的农村电子商务典型，例如江苏睢宁县沙集镇的农民网商群体主导的沙集模式。几年来，汪向东多次赴沙集调研，他认为沙集模式是农民变身为网商后，先行者赚到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形成示范效应，而后通过简单复制，形成细胞裂变式发展的成功模式。伴随着生产、销售规模不断发展，当地通过市场的自组织，在原材料供应、零配件销售、物流、维修、信息化培训等环节逐步形成新型的产业链。例如，现在沙集模式发源地东风村有20多家快递企业进驻，这一巨大的变化政府和平台基本上是无为而治，最根本的驱动力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内在需求。汪向东指出，沙集信息化发展中所显示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信息化引领新型城镇化的样式，路径很独特，可复制性又很强。如果把沙集模式放在中国农村的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看，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看，对于怎么推动农民群体现代化，信息化怎么推动“新四化”中的其他“三化”，具有特别典型的现实意义。

    汪向东强调，真正有前途的农村信息化典型不是造出来的，而是找出来的。目前出现的好典型很多，其成功的模式各不相同。浙江遂昌县是政府与淘宝网合作，以协会整合本地优势资源，在淘宝大平台开设第一个县级馆，构建了一个诚信、质量保障、交易可追溯的体系。浙江义乌的青岩刘村是利用全国乃至全球小商品集散地的优势，发展电子商务，淘宝村助力实现了城镇化。福建安溪的中闽弘泰，是利用网店的经营手段结合当地铁观音茶叶原产地的优势，短短几年就打造出了茶叶电商界响当当的知名品牌。浙江缙云县北山村的主导产业是户外运动用品，带头人吕振鸿走的是品牌运营和渠道管理的模式，旗下有百十家网店经营他的“北山狼”品牌，拿到订单后，有十多个代工厂进行生产。四川青川县返乡大学生赵海伶、河南辉县返乡研究生杜千里在淘宝上开网店，专营当地特色农产品，联系了一大批当地农户供货，做产品质量控制和品牌经营。福建南安农民企业家潘春来自己做了一个集农村电子政务、电子村务、电子商务信息平台--世纪之村，并在各地村镇开设发展了两万多个信息点，开辟了以龙头企业自下而上驱动农村信息化的兰田模式。

    汪向东认为，政府靠各种资源倾斜打造农村信息化样本是很容易的，但是造出来的典型往往很难成规模、可持续复制发展。而像沙集、中闽弘泰这样的案例，完全是野生的，草根成功的典型，具有更强的示范价值。

困境——

上下对接才能持续发展

    汪向东介绍说，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刚刚完成的一个课题，叫做沙集模式2.0，就是要研究当沙集模式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之后，再往前走该怎么发展。他指出，目前沙集模式存在的问题是多、小、散、弱。“多”就是农民网店多，一个沙集镇6万人1万多户，网商就有3000多家，加上做相关产业和服务的，电子商务普及率是相当高的；“小”是指网商平均规模不大，产权家庭所有和家庭作坊式经营，目前多数网店年销售额大约在20多万元，而且由于简单复制、同质竞争，利润率越来越低；“散”是简单复制、同质竞争造成各家网店互为竞争对手，不容易抱团；“弱”是对市场变化的抗风险能力弱，例如2011年10月份，当时的淘宝商城对进驻其中的网店提高服务门槛，让沙集在商城开办的网店从400多家锐减到100多家。这些客观存在的发展难题提出了巨大的考问：下一步，沙集模式该怎么发展？

    汪向东认为，这样的考问其实是我国农村电子商务中的典型问题，沙集模式2.0的课题研究就是想解决农村网商从弱到强的问题，要研究相关主体包括政府和网络平台应该怎样参与共同发展的问题。

    对此，遂昌模式给出了一个有启发的答案。遂昌号称九山半水半分田，海拔超过千米的山有700多座，没什么工业，但是生态农业非常好，著名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就曾报道过遂昌的竹笋。淘宝与遂昌政府合作，打造了淘宝网上的“遂昌馆”，专门推介遂昌的生态农业产品，做法是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共同成立网店协会，通过协会从全县400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筛选出最优质的40多家，打包进入遂昌馆，政府与平台合作建立诚信体系、质量保障体系、交易可追溯体系。在遂昌模式中，政府和平台都主动发挥作用，跟沙集模式中的无为而治有明显区别。卖家进馆不到两个月，买家流量增加了7～8倍。

    汪向东认为，对于沙集来说，需要研究遂昌政府如何发挥作用，平台如何与政府、农户互动；而对于遂昌来说，沙集模式中依靠激发农民的动力实现快速发展，这种方式也有借鉴意义。这两者的结合和取长补短，其实就是农村电子商务各类主体形成合力，可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农村电子商务的对接提供有益的启示。

对策——

信息化应为草根赋能

    对于农村电子商务的下一步发展将为信息服务行业带来怎样的机会，汪向东指出，农村电子商务一定要走线上线下结合的道路。线下这一块儿，将成为未来涉农信息化的一个关键看点。现在各部门乃至许多市场主体都知道这是一个抓手，都面临机遇，但是取决于能否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

    汪向东指出，对于信息服务业来说，要关注信息化、互联网、电子商务对草根的赋能。以往的信息基础能力建设，没有解决在农民视角中的效果问题，农民会觉得这些建设没有用。如果能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激发农民自身应用电子商务的根本动力，那么农民的上网激情就会“按都按不住”。

    汪向东最后提出，上下结合是更高层面的问题。农村信息化闲置能力怎么与自下而上的涉农电子商务模式对接，是下一步的战略性课题，将给政府、信息化服务方和农民都带来好处。例如沙集发展到现在遇到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包括引进人才需要在公共设施较好的城镇建造人才公寓、开设班车，发展用地、网店装修、产品设计、知识产权保护，这些都需要政府来做，让农民网店自己解决或者不经济、或者不可能。这实际上就是信息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暴露出工业化、城镇化的不同步。从这个意义上，沙集、遂昌等地的农村电子商务实践，对于我们研究如何促进“新四化”同步互动发展，提供了非常鲜活而有益的案例。（记者洪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