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亲（1950年）

我的父亲是2002年去世的，享年88岁，88岁又被称为米寿。得米寿而终，对经历过大难的他来说，也是后福深厚了。不知不觉，他去世已经20年了。

今天是9月27日，是父亲的生辰。今年是父亲冥寿108岁，而108岁被称为茶寿。

米寿人去，茶寿有怀。回忆起父亲，颇有感触。

父亲最后的工作单位是译林出版社，职称是正编审，相当于正教授。他精通好几国外语，说是学养深厚，也不为过。

虽然他上世纪40年代从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的，但是，父亲其实没上过什么学。

父亲小学毕业后，父母都相继而亡，生活难以为继，妹妹送到亲戚家抚养，13岁的他自己由表兄曹海林介绍，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当小工友（当时曹是工友领班）。在青年会时，经当时青年会干事兼青年会职工学校校长黄仁霖同意，免费进入夜校念英文。

父亲一直很热爱学习，抓住任何学习的机会学习各种知识。两年后1929年，15岁的他随着黄仁霖调到南京，到南京南京励志社当小工友，也继续自学。

1931年在他17岁时，由励志社体育干事钱一勤资助，到上海青年会中学念书，当时插班在初一下。半年后转到嘉兴秀州中学念书，插入高中班，直到1933年夏，高中毕业。所以实际上他的高初中一共才上了两年，初中半年，高中一年半。

他学习非常刻苦认真，立志做一名理工男，1933年，曾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的梁士诒奖学金，未取。没有奖学金，即使能考上大学，他也无法读，因为没有钱。

后来经人介绍，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做事。后又进入该行第四期行员训练班学习，分派在总行国外汇兑部实习，后成为行员。可是他还是想读书，终于在1940年秋，经过统一考试考入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外文系。当时的学资是靠自己很微薄的积蓄。这时他已经26岁了，是班级里年龄最大的学生。

103岁的著名作家杨苡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他时说：“何如是我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时的同学，班上老大哥式的人物。他父亲是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家境不是很好，他学习特别用功，成绩特别好。范存忠先生很看重他，要他留校任教。当时班上很多男生报名到美军中当翻译，他优哉游哉的，说范先生不叫他去，他要做学问。后来上面下令征调，外文系四年级男生统统去当翻译，范先生也没办法。”

一个上海最底层的产业工人家庭出身、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就是凭着一颗热爱读书的顽强上进的心，靠着自己的半工半读（当然也离不开一些受到过西方教育的人的热心帮助），终于完成了大学学业，总算学有所成。

虽然他的中年遭遇了人生的坎坷，三十多岁时被诊断为绝症（严重的肺结核，后来动过大手术）、被打成“右派”、被劳教北大荒、被下放农村当农民，但还是一步步走了过来，最后恢复工作，改正政治结论，活到了88岁。

父亲去世时，我写了一副挽联;

家道贫寒，求知不辍，经历坎坷，遐龄九秩；

为人正直，治学谨严，辱荣偕忘，忠耿一生。

父亲为我们后人树立了榜样，但是我却没能像父亲那样始终未求知不辍。我的学习在离开学校以后便几乎中止了，虽然以后也学了不少东西，杂而不精，完全是实用主义地为了眼前需要而学，并没有固定的目标和一点点远大的抱负。

在乡下插队时，天天和父亲在一起，我也没有学习英语，我自作聪明地认为像我这样的家庭学了没有用，宁可去学木匠，也不愿学英语。后来，我在报考研究生时，恰恰是因为英语差十多分没有过线而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当年我和考生第一名的总分是相同的，如果英语达线了，我就成了第一名。

父亲从来没有勉强我做什么，学什么，可能他从小就没有受到父母的管束与鞭策，总是自己决定去做什么，学什么，所以他用一生告诉他的孩子，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的路自己走。只有自己决定，才不会有后悔。故而，活到今日， 我没有太多的遗憾，因为每一步都是我自己决定如何行走的。

父亲离开我们二十年了，我很想念他。日子如果能重新再来一次，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