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上到小学二年级的下学期，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送到黑龙江兴凯湖去劳教，母亲下放劳动到江苏宝应，没人照顾我，就只好去朝阳门外的中央乐团幼儿园寄宿，并转到附近的芳草地小学读书了。

说起这个芳草地小学，现在可是蜚声中外了，是北京名列前茅的国际学校。学校始建于1956年，算起来今年是建校60周年了。我上学那会儿还没有今天的名气，但也是外交部的子弟小学，无论是校舍还是师资，各方面的条件都是不错的。听说后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两位王子也曾在这个学校就读。

我记得中央乐团的幼儿园距离芳草地小学是不远的，我们每天走着去上学。不过走的是一条很宽的土路，两旁都是一些低矮的民房，有马车、汽车经过，就会扬起尘土来。

那时学校的条件算是很好的了，教室里是深绿色毛玻璃的黑板，老师的讲台是一层高出地面约50厘米的平台。我们每天都要用抹布蘸着水擦拭黑板，等干了再用干布擦。桌子是每人一个，可以把桌板翻起来把书包放进去。老师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老师上课走进教室，班长喊：“起立！”我们要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外跨出一步，站立在走道上，站成排，齐声说：“老师好！”老师回答：“同学们好！”大家才跨入座位再坐下来。我养成了这个习惯，后来到了宝应实验小学，第一天上课，班长喊起立，我也跨到走道上，结果只是我一个人这样，弄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女老师姓黄，比较年轻，长得什么样，不记得了，叫什么名字也不记得了。班上的同学我也只记住了一位同学，他叫杨国英。

那时我很瘦小，也很柔弱，经常被别人欺负，一受委屈就哭。不知什么原因，杨国英和我很好，也许我们放学总是一起走，他的家好像就在我们幼儿园对面不远的地方；也许同情弱势也是强者的天性。由于他是我的好朋友，别人对我也另眼相看了。

杨国英身体很强壮，是学校的运动健将，短跑特别好，总是得第一。下课了，我们会在教室楼旁边的操场上玩双杠，但学生多，器械少，就会发生争夺吵闹的现象。我们只是二三年级，五六年级的同学仗着身高力大，总是欺负我们。那时每个人都有一个“大将”，就是班级打架的头儿，杨国英是我们班上的“大将”。

有一次，一个六年级的“大将”又来欺负我们，杨国英挺身而出，和他争执起来，那大孩子挥起拳头向他打来，他一闪而过，突然以极迅猛的速度冲上去，双手搂住那孩子的脑袋，一口就咬住了耳朵，那人一挣扎，耳朵半边耷拉了下来，鲜血直流，那大孩子吓傻了，看着凶猛如虎的杨国英，完全没有斗志，大哭了起来。

杨国英一战成名，在学校中再也没有人敢招惹他。当然，也更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也许我们是外交部的子弟小学，会经常参加一些迎接外宾和庆典的大型活动。记得有一次好像是运动会的团体操，我们训练了很多次。在先农坛体育场，排成不同的队形，走不同的路线。这些都很简单。最后是每人放出一只和平鸽。我当时很胆小，看到活生生的鸽子感觉很膈应，不敢去抓。我只参加了一次彩排。到后来真正表演时，只挑选了一部分同学参加，没有选中我。有的像我一样落选的人还为此哭了，我却暗自庆幸，因为我太怕那活蹦乱跳的鸽子了。

在芳草地小学上学的日子，每逢星期天，我就到我二姨家去。二姨家住在西城区的砖瓦胡同。二姨给我买了月票，星期六的下午，我从神路街坐到缸瓦市或者西四，再走过去。二姨总是给我做好吃的东西，说我瘦得像豆芽菜。而星期天吃完晚饭，我再一个人坐车回到幼儿园。那时车上乘客也不多，我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虽然我只是一个九岁的孩子。

1959年的年底，我随着母亲到了江苏宝应，转学到宝应的实验小学继续读书。

芳草地小学的这段经历，虽然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对我来说，想起来也是十分宝贵的，那是我在没有父母的护翼下半独立生活的一种锻炼；不同环境的转变，与不同性格、不同家庭的同学们相处，也使我对社会的认识更全面更多层次了。

（图片来自网络，谨向提供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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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录在《溪流》网络文化月刊2016年第5期“岁月留痕”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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