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四月天，某日，將暮，對辦公室幾位小朋友說：「收工吧，帶你們去賞花！」大夥滿面孤疑，隨我驅車到元大都遺址公園，臨水一望，才都大吃一驚。原來此地綿延數里遍植西府海棠，一片香雪，花光繁艷，勝似江南。他們有人在北京居住了數十年也都還不曉得竟然有此花海，不禁怪詫了起來。

　　我知有此妙處，原是一台灣友人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辦古琴社時介紹的。中山公園本以花勝，每春皆有鬱金香展、梅蘭文化節等，海棠則在來今雨軒及中山先生像北側海棠路，二百餘米花纏枝垂、雲鍫N霞。我在台灣只見過秋海棠一類，伶俜稚弱，絕不能想像它能如此交柯蔽日地開滿樹的花。

　　而海棠花溪更勝之處在水。臨水之花，綽約多情，又令人醉矣！每年春末，多來此地盤桓，或攜酒，或張琴，坐花下，落花賽雪，藉鋪一地，俛仰歌舞，動靜皆宜。

　　也曾在此收過一個徒弟。因到了這等情境，人自然就有了詩情，想學詩。我說：「那你就在這裡磕頭罷。」他便跪了下去，俯到一地落花上，深深嗅一花氣。香氣沁心入脾，未來詩就容易作了。

　　賞海棠，不過是燕京花事之一端。某日搭車，司機說今日堵，不好開。詢之才知城裡玉淵潭有櫻花節，城外香山植物園也是花季，雖還不到「傾城人道看花回」的地步，但其壅堵可以想見。

　　可是花事之盛，不應該是在江南嗎？北地沙重風寒，焉有如許名花可賞？

　　這就是一般人印象之誤了。大多數人到北京，亦以遊覽人文歷史遺跡為主，未料到還有花木自然之景可觀。以為花木林園、山水草卉之美，概屬江南。其實不然，此間大有佳趣。

　　北京的市花是月季和菊花。月季月月開花，菊花僅見於秋天，且不說，單說春天。春天海淀就有百望山山花節、鳳凰嶺杏花節、植物園桃花節、香山山花節等；豐台有花卉大觀園；順義有槐花節；大興有梨花節；平谷有桃花節；延慶有杏花節。光是這些，就看不過來了，更不說城裡各色大小花展啦！

　　目前這所謂節，當然以辦活動、湊熱鬧為主，不脫村野氣。但因配合春遊踏青，有點野氣，反而多了份生機勃勃的意味，故也還不令人惱。且凡能舉辦什麽節，必是該地之花頗成規模。凡事，「數大便是美」，如平谷之桃，廣達數萬畝，一片花海，紛紅照眼。略一想像，便覺神王，豈可謂其不足觀？

　　當然，賞花人要看的還不是這村野人賣白菜式的，光要大、要多。賞花是與文化有關的。如海棠花溪，若無一石碑，刻上東坡詩：「東風裊裊泛崇光，香霧空蒙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則意境畢竟不出。

　　而北京賞花，可玩味者，正在此處。過去張恨水說北京，曾說：「牡丹花開了，到白紙坊崇效寺去看牡丹，這是一件最時髦的事」。牡丹何處不可賞？何以去崇效寺看牡丹獨為世重，不就因它有文化嗎？寺乃唐刹，有棗千餘株，故又名棗花寺。又有智樸禪師青松紅杏圖著名。自王漁洋、紀曉嵐，以迄康有為、梁啟超都題跋過，可見寺中木花極勝，不僅棗林可愛而已。後由山東移植來了綠牡丹、墨牡丹，更是名聞京師，文人題咏無數。民國期間北寧鐵路還為此特闢了賞花專車，接哌[客來看花。

　　如今寺已廢棄，牡丹移入了中山公園，佛寺賞花就還要尋另幾處。

　　首選是與崇效寺舊址相距近邇的法源寺。法源寺也是唐剎，相關史事甚多，台灣李敖曾作《北京法源寺》小說，略說一二。寺藏佛經及造像多且精，而丁香花尤為著稱。

　　北京的丁香，夙存掌故。最著名的是龔定庵與女詞人顧太清交往的疑案，高陽小說《丁香花》即記其事。但龔顧戀情可能發生之處，不在法源寺，而在太平湖，即今中央音樂學院附近。法源寺本係唐太宗爲了紀念征高麗陣亡的將士而建，故遊人來此弔古憫忠，心境與想到丁香花疑案的美人名士故事應是不同的。

　　離城稍遠，就是大覺寺的玉蘭了。寺是遼代建的，本以水系著稱，故又名清水院或靈泉寺；玉蘭則為乾隆時栽。花發時，遊人縱觀，來此品茶閒坐尤佳。我曾見寺中舊刻溥心畬一作於牆上。當時溥王孫住在西山戒台寺，常往大覺寺一带遊覽，故有詞如<绮羅香·暮春旸台山大覺寺>說：「寂寞宮花，參天黛色，前度劉郎重到。依舊東風吹綠,寺門芳草」云云。寂寞宮花，指玉蘭；參天黛色，則指寺中老銀杏，頃已千年。

　　再遠些，則是潭柘寺。寺始建于西晉永嘉年間，是北京最古老的了，與明清兩朝皇室的關係極爲密切，故事自然也極多。寺中亦以玉蘭銀杏爲最著。其玉蘭與一般不同，兼有粉白兩色。昔人雖有詩贊曰：「三春一艶京城景，白石階旁紫玉蘭」，其實不太紫，花也不癡大，特顯雅素。且年歲老大，根幹虬勁，花雖怒放而蒼古靜定，無一般浮媚之態。坐花側小樓，憑欄煮黃芩爲茶，坐對花光，便可以消永晝。

　　此等花事，並非近日時尚，實是古來燕京舊俗，近來才略略恢復了些而已。據明袁中郎《瓶史》說，賞花的風氣，北京最盛：「燕俗尤競玩賞，每一花開，绯幕雲集」。袁氏是南方人，遊蘇杭、記花草者多矣；依他的判斷，燕都賞花風氣最盛，恐怕正能顯示真相。或許北方冬天太冷，草枯木落之地，人們特慕花光。一旦花開，就全家大小一齊搬了帳幕去花間品賞，遂成了花季一景。

　　袁中郎的《瓶史》就是在北京寫的。中國的花史，北京遂因此而占上了一個地位。原來，賞花也有歷史地理學可說的。

　　早期賞花，主要集中在長安洛陽，宋以後是蘇杭。花譜之作，始於唐代長安人張翊之《花經》，再就是晚唐羅虬的《花九錫》，宋代王十朋以十八首《點绛唇》咏十八種花卉，也可視爲花譜之一種，但都還未論及插花之法。明代高濂《遵生八箋》始論插花。嗣後是蘇州人張謙德的《瓶花譜》，然後就是袁中郎《瓶史》了。品衡群花之權雖不能說因此遂已北移，卻可顯示北京在賞花史上自應有其地位，不可忽視。

　　此中也還另有些歷史變遷的脈絡。古代所賞，只是山花野草，如《詩經》《楚辭》所述者，均屬此類。六朝時期，如陶淵明之賞菊，或陸凱自江南折梅遠寄長安友人，仍是山野自然之花。但漢魏隋唐間宮苑、園林、寺廟中人工植栽成的景觀花卉，已經開始成爲世人遊觀的對象了。由此再進一步，才有盆景和插花藝術。

　　盆景和插花是人工之巧，在中國一直有爭議；直到晚清，還有龔定庵寫<病梅館記>予以抨擊，可見它與中國人崇尚自然的態度多少有些抵牾。但城市化越發達，人就越遠離自然。因此越願在廳堂書齋裡供瓶養花或植盆栽景，藉此以親近自然。因此，盆景與插花藝術到宋代以後才漸盛，雖說由于文人之提倡，卻也與城市化之進展有關，也與自然和人工的辯證關係有關。

　　這個脈絡跟日本花道是不同的。日本花道源于中國，但那是唐代佛寺以花供佛的傳統。歷史最久、影響最大的池坊流即屬此。日本花道之強調精神性的一面，亦即賞花、插花均應與「道」相聯，涉及人的精神人格修煉，即是與它源於宗教分不開的。

　　十八世紀以後，日本又由中國引進袁中郎《瓶史》，吸收了文人插花之法及品味，還出現過「袁中郎流」這樣的流派，追求文人所強調的氣韻生動。如田能村竹田《瓶花論》就說：「插瓶花，最重要之事乃漢詩文之學習，如六經、三史、司馬相如、陶淵明……」。

　　如今，國人知袁中郎《瓶史》者甚少，中國插花之技與道就更少人明白了。二零一零年北京林業大學申報傳統插花爲非物質文化遺産，可說是北京花史之一頁新篇。但願這篇文章能繼續作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