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
    照片看了，我喜欢在树林里那张，感觉有新东西。
    你的小说《XX》，之前看了，杂志发出来后，我又看了一遍。没来得及给你说看法。总体感觉，不错，只是你这样的写作变化，未必适合你。就这篇小说，我有一个不满足，就是你在写作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写作的架子，无法贴上去写——无法贴着人物的感觉写，或者说，你写的，和你这个人生命中最本质的部分，关系不是很大，至少，你没找到二者之间的精神契合点。整个感觉，是你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指挥你的人物，你和你所写的，有明显的疏离感。这种感觉我未必表达得清楚，但你也许能明白。
    由此，我想起《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写的一件事。香菱姑娘想学作诗，向林黛玉请教时说：“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林黛玉听了，就告诫她：“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后来，林黛玉向香菱推荐了《王摩诘全集》，以及李白、杜甫的诗，让她先以这三个人的诗“作底子”。林黛玉对诗词的看法，自然是很精到的，只是，我以前读到这里，总是不太明白，何以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是不可学的，直到新近读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谈诗》一文，才有了进一步的了悟。钱穆先生是这样解释的：“放翁这两句诗，对得很工整。其实则只是字面上的堆砌，而背后没有人。若说它完全没有人，也不尽然，到底该有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在书房里烧了一炉香，帘子不挂起来，香就不出去了。他在那里写字，或作诗。有很好的砚台，磨了墨，还没用。则是此诗背后原是有一人，但这人却教什么人来当都可，因此人并不见有特殊的意境，与特殊的情趣。无意境，无情趣，也只是一俗人。尽有人买一件古玩，烧一炉香，自己以为很高雅，其实还是俗。因为在这环境中，换进别一个人来，不见有什么不同，这就算做俗。高雅的人则不然，应有他一番特殊的情趣和意境。”这话说得真好。
    我扯远一点，从我所熟悉的当代文学批评来说，个中的“俗”，何尝不是如此？很多的文字，貌似高雅，有学识，其实骨子里是俗的，因为这样的文字，换一个人说，也能说得出来，不见得有什么不同。按照钱穆先生的看法，“这就算做俗”。是啊，说的都是公共的大道理，思想路径是公共的，甚至连文风也是公共的，“背后没有人”，如何能够造就出有个性和生命的批评？假若批评只是字面上的堆砌，却不呈现作者这个人，从中我们看不到作者对人性的细致体察，也看不到作者自己的胸襟和旨趣，那么，这样的批评，就只能是作品的附庸。它表面上看，是文字背后没有站着一个人，往深处看，其实匮乏的是智慧和创造力。
    中国人的写作，自古以来，就要求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人生摆进作品里去。在一部作品里，看不到有人的存在，便为失败。这样的文学观点，如今并不为一些现代人所接受了，人与文分开来看，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然而，笔墨毕竟是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胸襟小，要让笔墨里的气象是大的，总没有可能。王维的诗，看起来都在写物，但他最杰出的地方，就在于他写的物里有“我”存在；杜甫的诗看起来都在写“我”，但他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写的“我”里有物作为证据。读《论语》，可见孔子为人、做事的真实面目，所以太史公说：“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作者在文字中，毕竟是藏不住的。今天批评界的许多虚假，其实都出在批评家身上，他们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字里隐藏自己。一种是不敢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和判断，一种是根本没有自己的感受和判断可言。前者是故意的隐藏，后者是没有把自己摆进去，带来的结果都是虚假；而虚假在文学写作中，是最大的俗。
    上面的拉杂看法，其实我在一篇文章中也表述过，和你的作品未必有关，但我写出来，给你一笑。
    我在评XXX的散文时，用了一个“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的题目，发在林建法主编的刊物上，题目我自己是喜欢的。当时我写的时候，还没有读到钱穆先生的话，新近读到，觉得我在这一点，和他一致，心里高兴。
    天热，保重！
                                      谢有顺，2006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