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 黄河

过去几天一直在关注#临沂网戒中心#家委会骚扰网友事件的后续动态，甚至已经到了影响自己正常工作和生活的状态。

在此前我曾接到网友的求助，并将相关资料转给了同事。但我自己心底里其实对媒体介入能带来的改变并不抱太大期望：从2009年至今，相关报道发表得并不少，而且也引来了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但至今事态并无出现实质性转机，反而有恶化趋势——网戒中心相关人等竟然从“封堵”学员之口，转向骚扰关注和揭发此事的普通网友，令我受到极大的震撼。

一场延续十余年的医疗虐待事件（我认为所谓电疗实质就是虐待），在引来社会舆论与媒体报道的多轮关注与声讨之后，居然还能够堂而皇之的封堵舆论报道并四处“申冤”，其间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身为一名经济记者，我不能以职务身份对此事展开调查与报道。但是面对网友的信任和我自己的“心结”，我有必要以社会公民和媒体人的身份，对此提出我自己的判断与理解。恰好网友文章中所提供的信息资料，印证了我之前的一些猜测，也为我提供了解读此事的一个新角度——那就是“商业模式分析”。

当我们把“临沂网戒中心”不再看作一个简单的“公共医疗机构”，而是“一盘生意”的话，当事各方的许多行为逻辑就会渐渐清晰起来。

在以下的文字中，我会用商业分析中的一些名称和概念来形容包括被治疗“盟友”们在内的当事各方，这并非不尊重各位，而是希望呈现出在缺乏生命伦理约束下的“商业模式”演化，可以把医生这个祟高的职业推到何等荒谬的社会角色里。

临沂故事的开头是以“发现名医”而展开的感人一幕：中央电视台资深编导发现山东临沂治疗网瘾的专家杨永信，并历时两年多完成20多万字的纪实文学与电视纪录片。

作为新闻业内的同行，我愿意相信这位编导是以极大热情和造福社会的理想而投入这项工作的，而“塑造典型”也正是传统报道模式之一。

但是作为同出中文系而转入经济报道的同行而言，我想这位热情扬溢的报道者，大概不会想到他的报道正在启动一个规模空前的“治疗市场”。

启动这个市场的“达芬奇密码”只有六个字：网瘾是病，得治。

据2008年《战网魔》作品研讨会上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网民两亿一千万，网瘾的发病率高达10%，也就是说，全国至少有两千万网瘾患者。”一个庞大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网瘾治疗”市场突然诞生。

当我看到临沂网戒中心成立十周年庆典上，副市长提到已有超过6000名学员接受“治疗”，而更有人计划在5年内“建200个类似的机构，招30000名学员”，甚至要把这个模式过渡到普通高校时，便意识到了这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产业链”与“利益链”。

在这个“市场”中既无政府和医疗管理行业制订的入院标准，也没有任何成文的行业规范，只需要医生“说你有病，你就有病”。

而这个市场中的核心“用户”，正是那些为孩子沉迷网络而痛心疾首，甚至因亲子沟通障碍而束手无策的家长们。他们中的许多并不具备基本心理学常识，有的文化素质不高，还有的甚至可能本身就存在心理和情感上的问题，而忽略了自身种种问题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性格投射”。

这正是临沂事件所反映出的另一个令人无奈的社会背景：在今天还没有一个提供于广泛而基本的教育心理常识的社会支撑系统，“病急乱投医”的家长们只能依赖“运气”和“新闻”去寻找解决方案。

“治病”显然是许多家长愿意接受的解决方案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解脱了自己的内疚感——不是我们教育不好，而是孩子“有病”。

有了供给方（名医）和需求方（家长）的市场中，剩下的就是产品（病人）与质量（疗效）了。

而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的医疗市场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极端的信息不对称——正因为如此，经济学界一直把医疗行业定义为“公共服务行业”而非“私人产品市场”，因为用户（病人及家属）根本无法判断医疗服务的“性价比”，只能依赖医生的建议与公共标准。

在“网瘾治疗”市场中同样如此，家长们在看得见的“收益”（欺骗式的行为改变）与看不见的“成本”（性格扭曲、信任崩溃）之间，并没有足够的知识与能力去做出判断与选择，有时甚至会为了“省心”而做出不负责任的决定，比如“电一电，好得快”！

在一个既无行业标准与规范，又极端信息不对称，但却有着庞大利益关系的“伪专业市场”中，观念的错位、利益的纠缠与“专业门槛”的存在，便足以抵挡来自外界舆论的指责与声讨。

而改变这一畸形“市场生态结构”的动力，远非几位勇敢的网友所能承担。在我看来，这是一场涉及到社会观念、市场规则、行业规范乃至相关法规不断完善的“系统工程”。

要解开“网瘾治疗”这个利益之结，首先要回到故事的开头，那就是所谓的“网瘾”究竟是不是一种严重到需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疾病”。

这个问题杨永信说了不算，家长们说了也不算，包括临沂卫生管理部门说了都不算。需要由最高司法和医疗卫生管理当局来做出明确答复：这关系到中国未来是不是一个“网瘾精神病”大国，以及数千万人未来的命运。

如果是，那么请按照所有医疗领域的标准，制订出明确的入院标准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边界”：什么样的症状，在什么样的标准下，接照什么程序可以入院治疗并限制其民事行为能力，这一标准又由什么机构来掌握并接受监督。

“杨叔说你是你就是，不是就电到你是”这种荒谬的“诊断标准”，居然在临沂卫生管理部门眼皮子底下实施了这么多年，需要有人为此负责并做出合理解释。

而如果所谓的“网瘾”并不是一种被司法和卫生管理部门认定，需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疾病”，那么所谓挂靠在临沂精神病院旗下的“网戒中心”，其本质跟挂靠在某某武警或部队医院名下的“性病专科”一样，只不过是个“山寨机构”。

从我所看到的公开报道与资料中，我认为“临沂网戒中心”根本不具备正规精神病院所独有的“限制病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定权力，所谓家长“转让监护权”于法无据，更不用说还有的是具备独立民事权利的成年人。

临沂事件中最令人无法容忍的一点，就是以“网瘾治疗”为名，变相实行只有法定重度“精神疾病”才会实施的人身限制，并通过电疗等虐待手段强迫被收治者承认是“自愿治疗”——正如前期报道指出，这跟传销团伙绑架被骗对象，并“洗脑”令其承认是“自愿加入”并无区别。

事件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是家委会的成员们。我相信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真心了孩子变好，也被杨叔奇迹般的治疗手段感动得下跪谢恩，甚至“自发”组织起来围攻媒体和网友。

在尊重各位“为孩子好”的善良愿望的同时，我想提醒的是你们并没有配合网戒中心“绑架”自己的孩子去“电一电”的权利。

是的，你们生养了孩子，也希望他们过得更好。但是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在现实中，你们并不是孩子的“所有人”——他们不是你买的收音机，也不是你养的小猫小狗，不好用的就送去“修一修”，甚至“电一电”。

身为一名记者，我当然知道在这个庞大的国度里，在千差万别的社会阶层中，要令这些本该是社会常识的观念，成为大多数人遵循的共识与社会准则，还有着漫长的转化过程。

这一转变过程之漫长与曲折，也常常令我自己感觉无力——就象我在微博中每天举报的“股神”们一样，我知道今天消失了一个，明天还会有更多的出现。

写到这里，我要感谢那位勇敢的网友“无名之痴”，正是在向我求助的过程中，我才真正感受到她跟她的朋友们那近乎悲壮与绝望的努力——身为一名记者，我在为他们的一次次失望而痛心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无力而惭愧。

这本来不应该是他们的责任，是同情心和良知让他们站到了挑战这一荒谬“商业模式”的最前方，并因此而承受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

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她不要再以个人身份去继续揭露与挑战，而以一个并不专业的“媒体人”身份向“永信模式”继续叫板的原因。

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良知是能够传递的，我不是第一棒，也不会是最后一棒。还会有更多领域中，更具资格与专业能力的人们站出来，为我们厘清这个世界的真相。

这是一场漫长的斗争，斗争的结局不应是某个“恶魔”被消灭，而是一种新的生命伦理被建立，那就是：以（肉体或精神）暴力所带来的个体行为改变不叫做治疗（或者教育），它就是虐待！

面对这种虐待，需要来自社会公共机制的关注与保护。因为人类个体的生命是一种社会性存在，而不是任何人（包括父母与医生）可以任意处置的“产品”。

相关资料参见  《和杨永信战斗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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