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后院读书会”第四十九期“民族复兴与文艺复兴”的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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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久，1963年生于黑龙江省宾县。1989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先秦史专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读研期间师从徐喜辰、詹子庆两位导师钻研甲骨、金文、音韵、训诂，对十三经、诸子百家著作有深入研究。论文《生殖祟拜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多位专家好评。毕业后一直在新闻单位工作，利用业余时间继续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历时多年完成《寻根中国》一书。

缘起

想写一本书，写什么呢？

我毕业后一直在新闻单位，后来到了深圳，到深圳后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报社领导告诉我：你只能编辑金融证券版。再过三个月就是整整17年，这17年里我在整个新闻界里就没干过第二件事，到哪儿都是编金融证券。

至于炒股票……这个只赚不亏还是可以做到的，再过三个月我的第二本书马上推出，那本书就叫《股市的中国之道》，我跟别人吹过牛皮，说中国有1.3亿的证券账户，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对这书感兴趣，我就能卖100万册。千分之一感兴趣至少也10万册，我估计10万册问题不大，因为那本书可以说是集我17年的郁闷放在一起。

说说这本书，因为当年研究生毕业以后，自己还是挺苦闷的，当官呢不是没机会，而是自己抓不住，也不擅长。

中国讲“三立”，当官算“立功”，我做不到；第二是立德，象孔圣人那样一板一眼地说话，做事，也太难受，活得太辛苦；结果前几年想到不是还有一条嘛，给我们穷酸人准备的，那就是写本书。

上午我还准备给秦晖教授打电话感谢他。开始准备写书时是怎么写的呢，我告诉你，是靠吹牛吹出来的，因为那时你什么都不得志，最后周六周日都不好意思出去跟人家玩儿，人家就问你干啥呢？就说我在家写书。

包括我爱人的单位，许多员工跟我关系挺好，周六就叫我打球去，我说不去，我爱人就说，你王哥正在家写书呢，他说了写完这本书至少能给我买套房子。

我爱人有源动力了，可是这牛皮吹出去以后，确实麻烦。因为我是先秦史的研究生，我学过甲骨、金文、音韵、训诂，中国第一部音韵辞典，我是七个编者之一。

那些年读研究生时，现在想起来真的很苦。甲骨文和金文应该说是郭沫若认识多少个字，我就认识多少个字。因为很简单，他的殷墟《卜辞通篡》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描，描了五遍；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我们那时候没有印刷，你买不到这个书，只有导师手中有一个线装本，我们就轮流在家里自己抄，抄得很厚。

等我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才有复印机，那时都不叫复印，叫什么玩意儿（刻蜡纸印？），所以说那几年打下的家底儿。

就想写书写啥呢？结果就看到人们在读经典，我说读经典那我可以有点儿发言权，因为甲骨金文都能读的人，那什么十三经，象《尚书》啊，《诗经》啊，刚才这位是我侄女儿，是东北农业大学播音和主持的在校生，刚才我就在随便跟她讲《诗经》里的一首诗。

后来我就想，哎，这可能是一条道儿。那时是2000年，当时就想，不行我就写一下《论语》，因为这本书我很擅长，结果在家里写呀写呀，写得昏天黑地，写完了让我爱人去打字，那时我还不会打字，结果打完以后作废、打完以后作废。因为自己看哪，你不用说把它出本书，就是好多自己当初想起来热血沸腾的东西，写完以后你再看，那真是看得两手冰凉。

因为你在新闻界有个好处，就是你一搭眼就能知道这东西有没有读者，因为新闻界天天都要对读者，一个东西如果没有读者你干脆就不要去写它。

那么写《论语》写到最高潮的时候正好是于丹的《论语心得》出版，当时就觉得绝望。怎么个绝望呢，因为你要按古人训诂的那套写法，你写不过古人。因为从过去到现在，按过去写法写论语的人不知道多少，汗牛充栋。你写不过他们。

但你要按现在人的这种八卦式写法，象于丹同志这么写，你也肯定写不过她，人家是传播学院毕业的，巧舌如簧，坐在那儿能把牛吹起来再搁到地上。你没法儿比她。

结果关键时刻《南方周末》——所以我说你们搞这个读书会，大家一块儿切磋切磋挺好的，我们以前是没这个机会的。那时也不认识绍培兄，所以自己一个人在那儿闭门造车。

最后就在很绝望的时候，看到《南方周末》上秦晖教授的一篇文章，说孔子是为什么成为圣人的，里边有句话一下子给我点拨开了。（秦晖:《论语》是怎么成为经典的？）

他说你要想把《论语》读透呀，你得先读“五经”，他说孔子这个人其实没什么学问，他最大的学问就是把“五经”这套东西整理好了，教给了弟子。

孔子讲的就是“五经”里讲的，那么这句话可能别人看了没感觉，我看了那叫“醍醐灌顶”，因为“五经”那也是我的长项呀，象“尚书”、“礼记”、“春秋”什么的，吹句牛，那对我来说叫小儿科啦。

写写“中国”吧

其实就在我本身还在为《论语》活的时候，就在“诗经”里读到过“中国”两个字，当时就很心动。我是个历史系的研究生，但我们在中学的时候说起历史就知道，那就是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可是这些朝代都不叫中国。而我们的中学教科书封面上写的就是《中国历史》，既然这些朝代都不是中国，为什么你说那是“中国历史”呢？

然后看“诗经”里讲到“中国”以后，就觉得见了点曙光，说不行，咱写篇文章吧，到《南方周末》或者哪个上去写篇文章，卖卖自己的这点儿学问。

然后我就找到一位师弟，他是东北师大出版社的编辑，我不会用电脑，就说师弟你帮我查查，“五经”里边哪里还有“中国”这两个字。我师弟检索一下，说《尚书》的“梓材”篇也有“中国”。然后我问还有没有，他说再也没有了。

当时我就很高兴，说不过就是两个嘛，读研究生的时候，大禹鼎的两个字“人立”，我给它做了两万字的论文，当时做得我们导师都直竖大拇指。我说那我就可以根据这个写写“中国”，古代说的那个“中国”跟我们现代说的“中国”一样不一样？那个“中国”究竟是什么意思？

所以当时就想写个文章，但是后来再一想还是觉得不对劲儿，虽然找了自个儿的师弟帮忙检索，他自己也是东北师大出版社很资深的编辑，但还是不放心，就自己再去把“礼记”和“左传”一读，自己立马就傻眼了。

我把先秦的文献都读了一遍，结果发现了137个“中国”。到处都是“中国”，最后发现我统计得还不对，后来我的书里引了一个历史大家的统计，他统计的先秦文献里，“中国”这两个字就出现了170多次。

也就是说在先秦时代，“中国”这个说法就随处可见。再往上查又发现，原来在先秦之前的文献里，用个夸张点儿的说法，更可以说是“言必称中国”。

然后你再顺着《史记》、《汉书》往后看，因为原来以为历史上很少会有“中国”这个说法，结果一看发现历史文献里到处都是“中国”。特别《史记》里更是多得没法儿说。

最后就发现一个问题，从古到今这么多人都说中国中国，很自然的就会引出几个问题：这个“中国”究竟是什么意思？古代那个“中国”跟我们现在这个“中国”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明明是西周的人，他管周天子治理的国家叫“中国”，而把别的地方就不叫“中国”？周把商朝灭掉了，可是周公自己亲口说，“商朝治理的地方，那就叫‘中国’呀”，“商王的人民呀，就叫‘中国民’哪”，为什么要这么说？

开始时自己觉得很高兴，结果一下子就掉到冰洞里去了，因为这个东西太广泛了。而且我们那个先秦的文献是支离破碎，都是语焉不详。都是突然冒出一句，然后没有下句的。随便找一个东西，你看着很好，但是你没法把它编成网，都是一个一个的线头，而且到处打的都是死结。

然后自己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真正从2004年，就开始决定琢磨“中国”，随着自己一次次的感悟，悟出一个“中国”就找人聊。最逗的是2009年3月跑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当时就觉得自己写的那个“中国”已经写到了空前绝后，绝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会比我更了解“中国”。

结果在北京很好的酒店，请了一帮的学者在那儿吃饭，最后没人表态。那是很悲凉的，北京三月天，冻死人的那是。那时就觉得，还没有达到一种真的把“中国”这个概念说清楚。

最后是在2009年4月9号，那天我在报社。因为我周一到周五，白天一定是炒股票，家里边“一夫不耕则受之饥、一女不织则受之寒”。一个家的男人一天不想法儿赚钱，这个家的日子就不好过呀，所以没办法，周一到周五白天一定是炒股票；晚上一定得给单位“出公粮”（写稿）；周六周日一定是写书，这是雷打不动的。

那么4月9号那天是个周日，自己正写着的时候，突然电脑死机，我的电脑盲在报社都是有名的，不会用电脑。当时那本书已经接近完成了，电脑一死机我以为之前写的东西都没有了，然后脑子一股血往上涌。后来七个小时，同事把我爱人叫到报社时，我都不认识人了。最后送到医院去检查，是脑血栓，住了一周院。

就在那个前后我才真正的把词搞通了，是怎么样一个情怀呢，就是不再站在我们很世俗的角度去想“中国”，如果你站在世俗角度想中国，这个事你写不透它，它是死结。

反而是站在宗教的情怀上，有点宗教的角度去想“中国”，最后反倒能搞清楚这些东西。所以最后到了2009年，把这些最后的关结都打通时，正好是到了2009年7月份。一位原来报社的同事跟我说，贺雄飞老师到深圳讲说，他说“反正我们都听不懂，把你的学问跟对口的人白乎白乎”。所以贺雄飞我也是很感谢的，我就拿着我的破书包在那儿给他看了看标题，然后随便说了几句，他就放下了，说那就不用多说了，这本书我出。

因为那时候你写和出不是一回事儿，最后他说他出。他说我就冲俩字儿出，从古到今没人拿“中国”这俩字儿写本书。他说哪怕你这里边说的全是错的我都出，何况你说得还未必全错。他说得很实在，说“中国”这两个字本身就是卖点，之前他还出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书，包括《中国为什么不高兴》等等。

有他这么一搞，就觉得“抬头看到北斗星”，这事儿终于能看到个结果了。最后还找了北京的几个著名学者把关，这本书在2010年10月份正式推出。（待续）

（录音 整理 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