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写业务论文看鸟文一批，抄两段傅山洗洗脑。

董其昌和晚明书家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理论意识的艺术家，董其昌建构了自己的书学体系，并且以一种简结有力的方式来陈述自己的艺术见解。“生”是董其昌书学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他认为：“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不）熟。字须熟后生，画需熟外熟。”绘画是再现艺术，一个画家可以将自然界雄浑或秀丽的影色绘入画中。书法则不同，它是非再现性的。虽然古代流传着一些书法家由自然景物激发出艺术灵感的故事，但书法中并无“写生”，临摹古代大师的法书一直是学习书法的不二法门。书家可能会在努力学习古代大师作品后获得技法，但是成法终究可能会压抑书法家的创作能力。因此董其昌认为，书法之路“必须再向前延伸，即由熟到生，才得摆脱古人成法的束缚……即在熟到最后的阶段，就要有意识地与古人拉开距离，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用‘已意’去书写。”
（抄至此突然想起一件事，“另一个黄河”评价鲍传江的画曰，“他的东西可以带出你自己的东西来”。其意似乎是说老鲍的画可以让那些“熟于技”的画家们感到一种“生”的快感，从而试图创作出不同于以往的东东来。这是不是一种价值呢？俺不敢妄评。——乖乖注）

书法中的“生”和率意、直觉相关，因此具有“奇”的特质。董其昌又写道：
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此赵吴兴所以不入晋唐门室也……予学书三十九年见此意尔。

虽然董其昌提倡“生”和“奇”的观念，但若从更宏观的书法史框架来观察，其书法仍未偏离帖学传统。……然而，董其昌清醒地意识到书法的一个重要变革正在发生，他自负地宣称：“书法至余，亦复一变。”他对“生”和“奇”审美理想的鼓吹，启发了一些更为激进的晚明书法家，他们正准备偏离帖学的正统，走向极端。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董其昌是17世纪书法变迁的预言家，尽管他还无法看见这个转变将会走向何方。董其昌的意义在于，他并没有在技法层面上阐述书法的前景，而是为晚明书法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无疑是鼓励其他艺术家以董其昌本人未曾采用过的方式去超越传统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