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2003年1月17日，由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东方电子虚假财会报告案，经烟台市中级法院在昌邑市异地审理后，公开宣判，主犯隋元柏、高峰、方跃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至此，号称“中国第一股”的东方电子泡沫被法槌彻底敲碎。
    有记者说，“帮凶虽然不少，但祸首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乾聚会计师事务所，正因为有了该会计师事务所的‘临门一脚’，东方电子虚假财会报告才拿到了通行证，并由此公告社会，祸乱股市”。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翻开东方电子造假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链条：制造“业绩”计划—卖出内部职工股票—虚增主营收入—编造虚假中报和年报—炒高股价。5年间，东方电子就是通过这根设计得近乎天衣无缝的链条，虚增主营收入１６亿。
    根据检察院的指控，东方电子除虚假披露财务信息外，在买卖内部职工股、内幕交易及二级市场炒作等方面均存在违反法规行为。法院却只审理了自１９９７年４月至２００１年６月间东方电子虚构业绩的行为。但是，东方电子造假从他还没诞生时就已经开始了，乾聚会计师事务所充其量只是一个后来的帮凶，决算不上祸首。那么，祸首是谁？
    对于东方电子来说，有两个重大的转折不容忽视。一是1994年1月东方电子定向募集发行股票，在1044万股没有卖出，面临要么改制失败，要么减少注册资本金的时候，２月９日，“东方电子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注册。随后还出资注册了另一个空壳公司“烟台震东高新技术发展公司”，并贷款１９００万元，买回了那本该注销的１０４４万内部职工股。二是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１日，“东方电子”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前者涉及到市政府有关负责人，涉及政府的体改、企业主管、国资、审计、工商注册等部门，以及评估和验资机构。后者涉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公司、银行、会计师事务所等。谁能说，这些相关部门和人员没有大开方便之门，没有违规操作？正是他们的催生、接生的作用，东方电子才得以怀胎并生产出来，才使得围绕着东方电子的相关利益者胆大妄为。这些催生和接生的人才是真正打开潘多拉魔盒的人，才是始作俑者。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受到调查、起诉？“有人断言是隋元柏老谋深算，钻了政策和监管的漏洞，有人猜测是年少气盛的董秘高峰长袖善舞，公关有术------岁月的风尘淹没了一切，真相已难以考究”。是记者难以考究，还是侦查人员难以考究，是法院难以考究，还是有谁说难以考究？一句难以考究，恐怕难以服众。因为还没有到死无对证的地步。
    在此，我们无意追加被告。只是提醒大家，当我们看到岳飞墓前跪着的秦桧时，还应该想到秦桧的背后还有一个宋高宗。
    也难怪，我们毕竟是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一样了，但却缺乏经验，尤其是股市的建立和开放，很多事情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政策先宽后紧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放宽就意味着可以放弃原则吗？
    关于上市公司治理，关于上市公司监管，我们是左一个条例，右一个政策，但是有几个是真正有效的呢？象加大信息披露、独立董事、发挥机构投资者的制约作用、发挥中介机构有自律作用、发挥监管部门事后监督的作用、健全股东诉讼制度、对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实行期股期权激励等等，有哪一个是股份公司成立之前的监督呢？是哪一项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呢？全是事后监督措施。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事前监管措施吗？反观东方电子的上市，从国企改制，到股份公司的设立，到上市申请，到最终上市，要经过许多关口，而每一个关口都不是毫无原则的，都有相关的法律、条例、文件可以做参考，也需要领导的层层批示才可以过关。如果有任何一关负起一点责任的话，东方电子就不会产生出来，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祸害。
    总之，中国人太灵活了，太有能力变通了，而且是从骨子里体现出来。这种灵活性、变通性导致中国人见了红灯绕着走，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可以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并且，把自己的侥幸过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造假得手之后的隋元柏、高峰还不是马上成了风云人物，鲜花、掌声和一顶顶桂冠接踵而至。
    所以，东方电子案真正的祸首就是中国人的有法不依和以成败论英雄，这是造假的土壤。如果什么时候中国人就象害怕恶魔一样害怕法律，相信以身试法的人就会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