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起头就开宗明义。他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进步，以及所有劳动指向和应用的可能展现出的熟练程度、技能和判断力的提高，似乎都缘于分工。他说的太清晰明了了，无须再多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社会大生产的分工越来越精细成为不争的事实。当今的流行语“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做”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原本在自己土地上耕种的农民，他们相对比较自由，尤其是具有一块自耕地的可以根据农时来调节自己的劳动节奏和强度的农民，可以有些闲暇时间。但当他们进城并成为工厂生产线上的一名员工之后，由于劳动（生产线）的工种细分导致了所谓的劳动“异化”，甚至被“物化”，成为了大生产中的一颗“螺丝钉”。使人变成了工具，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喜剧大师卓别林的有关生产线工人劳动的表演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给人带来欢笑的同时也给人带来了启示。

这种由于分工细化而造成的结果，似乎成为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之一。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工人不拥有他所生产的东西，事实上，他是“被迫”进行生产的。劳动成果对他来说，怀有敌意的与他格格不入的东西。实际上，亚当斯密也关注到这一现象，并对此现象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他说：“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在重复着一些简单的动作，而这些动作所产生的结果总是相同或相似的，那他就没有机会去思考，且没有机会去运用他的聪明才智寻求解决困难的方法，因为他永远不会遇到困难，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失去了努力的习惯，变成最愚蠢无知的人。而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慢慢的消磨了他的意志。甚至破坏了他的身体，使他无法有活力、有毅力去发挥自己的力量。由此看来，他对自己的特定职业的精通。似乎是以牺牲他的理智德性、社会德行和军事道德为代价的。在每个进步和文明的社会中，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加以防范的话。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似似乎都会陷入这种状态。”

在这里“精通”似乎导致了“畸形”，亚当斯密在描述这种畸形状态时。将其等同于严重的身体缺陷，他的精神上的残缺和畸形。亚当斯密写道：“与他的身体失去了重要部分和丧失的某种功能是一样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工人的情况更加糟糕。幸福和痛苦的感觉完全存在于头脑之中。所以更多的依赖于健康和不健康，健全和不健全的精神状态而非身体。

亚当斯密并没有就此打住。他接着描述了由此产生的严重的政治风险。他指出：虚弱的身体和麻木的状态并没有使他们变成对政府毫无威胁的懒惰者，思考能力的缺失反而使他们容易被煽动者欺骗。他们的判断力变弱了，无法看出那些向他们承诺的乌托邦般的革命计划。他们极易受到狂热和迷信影响，在这些无知的国家里常常引起最可怕的混乱。读到这里，我们可以会想到政治的“设计者”，但这也是可能是指宗教狂热鼓吹者。以上的论述可是在1776年或之前呀，距离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20世纪相差一百多年呢。不得不佩服其预见性。

针对以上情况如何去疏导和排解。斯密提出了两个办法。其一，可以通过国家资助的娱乐项目来对抗这种危险的麻木。这些项目的目的是防止人们变得过于忧郁，可以被看成是在只工作不玩耍的情况下的“面包和马戏”。这里就不详细说了。他用更多的篇幅，探讨的是第二个解决方案，由国家出资主办教育。他说：事实上，这主要是针对穷人，这不仅是因为相对于富人，穷人不可能付得起孩子的教育费用，也是因为为了补贴家用，穷人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早点儿开始工作。亚当斯密提到，各类人群教育的标准是不同的，但都可以接受适合自己的相关教育，甚至改变命运。

亚当斯密在国家责任的论述中，提出国家有义务提供一个自由、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这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从这些出现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里的金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随后人类历史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就逐步验证了他的许多担忧。然而发生一切的原因及其复杂，不仅仅包含亚当斯密所指出的现象和原因，还有其他。这方面马克思的关于工人状况的描述就科学全面的多，这当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了。此时，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中关于解决这一问题的高度是不一样的，他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中推导出一套方法，并在20世纪进行了伟大的实践。这当然人人都知，就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