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军阀混战，政权更迭十分频繁，这种现象必然对社会正常的秩序与规范产生深刻的影响。从“治”、“乱”的角度讲，这一时期是天下大乱的时期，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礼法疏松。从社会控制的理论来讲，这一时期的社会控制力是衰弱的。所谓社会控制就是通过社会力量约束与制约人的行为，使人们遵守既定的社会规范，以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它的理想境界即中国传统的所谓“治”。这首先要求政权要稳定有力，各种社会力量经能够整合协调，既定的规范要能够深入人心，这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不曾具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社会外在一种无序的状态。这种看似无序的状态至少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思想的大解放，其结果是导致哲学、文学艺术的解放与发展。两汉时期的礼法已经没有了现实的意义，进而玄学产生了，佛教进来并大面积的传播。虽然佛教至少在东汉时期已经进入中原，但真正的大发展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不能不有其时代的背景。政权的掌握者或忙于政治军事斗争，或心灰意冷沉溺于声色犬马，这个世道谁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爱谁谁了。因此，各种思潮各种观念都可能产生与发展。时事的混乱，这些思潮又不可能十分的健康向上、积极进取，但正因为如此，和平时期不可能产生的许多观念在这个时候就这么自然而然的产生与发展起来。这种由于社会混乱引起的社会控制力下降而导致的自由虽然并不怎么可取，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后第二次思想的大解放。文学艺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为自由的空间而很好地发展起来。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历史上最有特色的文人群体产生了。陶渊明的归田园居，嵇康、阮籍隐居竹林，远离尘世。摆脱了世俗的物质欲望和功利，对消遥自在的理想人生的向往，晋人获得了精神上的最大的解放和自由。表现在对宇宙自然的一往情深。社会的混乱，对现实的失望，使魏晋时期的文人非常倾向于老庄，倾向于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思潮和回归自然的审美伦理。而精神领域老庄之风的盛行，高谈玄理、厌世避乱，放诞不羁风气的流行，文人不满时政、自负清高，愤世嫉俗的个性以及物质领域庄园经济的兴起，使得山水自然之美成为人们唯一的审美对象，顾愷之的画，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二王的书法，都不约而同地表现了同一主题——自然美。这就是所谓的魏晋风范。

建安七子，指的是汉建安年间（196—220年）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七位文学家，他们与“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一起被视作汉末三国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建安七子等大多在洛阳活动，其中曹植的很多作品都是以洛阳为背景，如：“步登北芒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曹植的代表作《洛神赋》，更是洛阳山水与诗人情怀的完美结合，我们看：“其形也，翩惹惊鸿，婉若游龙。荣矅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去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千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与之相比，我们的文字立马降了几个档次。建安七子等大多在洛阳活动，其中曹植的很多作品都是以洛阳为背景，如：“步登北芒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曹植的代表作《洛神赋》，更是洛阳山水与诗人情怀的完美结合，我们看：“其形也，翩惹惊鸿，婉若游龙。荣矅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去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千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与之相比，我们的文字立马降了几个档次。

晋代的竹林七贤（指的是魏末晋初的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等七位名士）[1]和金谷二十四友[2]等或置宅洛阳，或经常往来，云集当时的都城，参与相关活动。

阮籍生活在三国时期，帅而有气质，“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虽放荡不羁，却博览群书，且嗜酒能啸，善弹琴。[3]流传有八十二首《咏怀》诗和《大人先生传》等作品。稽康生活的时代与阮籍相同，比阮小10多岁，却先阮一年去世。他“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 “常修养性服食文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尝游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作品有《幽愤诗》和《与山巨源绝交书》。[4]陆机是吴国著名统帅陆逊的孙子，生活在晋代的洛阳，留有诗100多首。我最为欣赏的是他的书法，在我看来，书中流露出的气质远远超过了后人临摹的《兰亭序》。潘岳则是与陆机同时代的大帅哥，号为奇童。他长得有多帅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5]在那样的年代，能让遇见的女人们手换手的围住追捧，潘岳可谓是当时第一美男子，也让今天的“粉丝”和“追星族”们自豪——近2000年前，我们就有这样骨灰级的“粉丝”，今天还什么不可以追的？可贵的是，潘安对自己的结发妻子一往情深，在其早逝后不再续弦。可惜的是潘岳在政治道路上过于失败，谄事贾谧，攀附贾南风一党。后来他与那个最为富有的金谷园主石崇一道，在“八王之乱”中被赵王司马伦害于洛阳东市，三族老幼遭诛，落得凄惨下场。潘岳的代表作有《悼亡诗》、《闲居赋》等。比潘岳小3岁的左思是另一个极负盛名的文人。他口才不好，也不好交游，却是文采极好。史载他“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惟以闲居为事。”他居于洛阳的宜春里，“遂构思十年，门庭籓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及赋成，时人未之重。”如此用功，终于成就了《三都赋》。“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6]非但如此，他还封杀了别人写《三都赋》的企图，让人产生“即生瑜，何生亮”的感觉。陆机来到洛阳，曾有作三都赋的想法，听说左思在写《三都赋》，感觉可笑，写信给自己弟弟说：这有个村夫，想写《三都赋》，等他写成以后，可以用来盖酒瓮。但一旦读了左思的伤口，遂掷笔而叹服。演义了李白“眼前有景说不出，崔浩有诗在上头”的早期版本。

魏晋时期在洛阳还产生了《三国志》这个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产生了记载异境奇物、琐闻杂事、神仙方术的《博物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和文化各方面都有新特点的历史时期。政治腐败、社会混乱，造就了继春秋战国之后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玄学的产生标志着哲学由汉代的宇宙论转向本体论，极大地强调人格的自由和独立，推崇人的才情、品貌、风度、言谈、智慧、鉴识、个性，这“人的觉醒”’带动了“文的自觉”。文学上提出了”文以气为主”，并把文章提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地位，绘画上提出了“以形写神”的命题；书法上有了“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这样把人表现为中心的深刻认识。汉代雄强古拙的气势和力量表现了人征服和占有外部世界的胜利和乐观精神，到魏晋时期则转化为对主体生命的关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