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帝国建立至北魏，代表中国的政治中心有两个，一是长安、一是洛阳。不仅如此，农耕文明的核心区域或农耕文明的文化中心也在这两个城市。套用“若问天下兴衰事，请君只看洛阳城”的逻辑或算式，这两个城市的衰亡意味着天下的衰亡，而这两个城市的兴旺则意味着天下的兴旺。长安在西汉末年开始衰落，继董卓之乱，到西晋末年，长安已经户不满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公私有车只四乘。[1]洛阳在魏晋时期虽有战乱，但作为国都，还保持了相对的繁荣，维护着农耕文明的脸面。随着西晋的衰亡，北方少数民族的兴起，所谓的“五胡乱华”，洛阳的繁荣也崩盘了。洛阳的废毁标志着天下的彻底失序与农耕文明的衰落。此后二百年间，天下丧乱。对于曾经的农耕文明的中心，大家进退往来，弃而勿居。因此，“自晋宋以求，号洛阳为荒土。”[2]桓温曾议迁都洛阳，但大臣孙绰不同意，说“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3]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就没有一个兴盛的洛阳，没有一个兴盛的洛阳，就没有一个兴盛的天下。对于宋以前的中国来说，这个判断有一定的道理。钱穆先生也认为，魏孝文帝重营洛阳，中国始再有一个文化复兴的中心。洛阳兴则天下兴。因此，北魏迁都洛阳，则天下的兴盛就有了苗头、有了希望，以后建立的大隋、大唐，其起点就在北魏——起步于洛阳。因为无论大隋，还是大唐，其军事、政治的资本基本都来源于北魏遗产，并从北魏开始形成了所谓的“关陇政治集团”，成为此后中国的核心政治集团，深刻影响着大隋和唐初的政治、军事形势，进而影响了天下统一或兴衰的进程。从这个角度说，从魏晋南北朝到大隋大唐的建立，可谓衰从洛阳起，兴自洛阳始，毁于北方少数民族南侵，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南迁。这其中的主角之一是北魏的鲜卑拓跋族。

北魏是鲜卑拓跋人建立的王朝。鲜卑拓跋人最早生活在东北的大兴安岭一带。3世纪以前，鲜卑人被强大的匈奴人压迫在一个较为固定的区域。3世纪以后，随着匈奴王朝的土崩瓦解，鲜卑人在众多的部族中脱颖而出，迅速占有了匈奴人的遗产，并择机打入中原。在众多逐鹿中原的北方部落中，鲜卑人是第一个在中原站住脚并建立全国政权的，为此后同样发端于东北的金、元、清等做出了榜样。有人在总结中国北部的少数民族时说，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延是先南下，然后西进。每支民族兴起后，首先南下与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争战。不管谁胜谁负，结果常常是一部分游牧民族内迁与汉族融和，而另一部分则改变迁徙方向，西迁到中亚，西亚以至欧洲，从而牵动整个欧亚大陆民族迁徙的浪潮。如匈奴、突厥、回纥、契丹等等。[4]实际上，很多少数民族南下后，就与中原的民族混合，被中原文化所同化，最后消失在中原民族中。如南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因此，中原是民族融和的大熔炉。如果从生物学的角度讲，现在很难找到所谓的纯正的汉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而民族的融和，南北朝时期可谓是一个加速期，因此，其线索也是最为纷繁复杂的。陈寅恪是这一时期史学研究的大师，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线索——文化。中国人讲文化，所谓的蛮夷，也是以文化为标准，接受中原文化的就是汉人，反之，则是胡人。鲜卑是推崇中原文化的，荐行的结果，使自己内化了中原文化，最后也由于文化的内化而成为汉人。这个发端于大兴安岭的狩猎民族，从大兴安岭的嘎仙洞（今鄂伦春首府阿里河镇密林中）到山西大同，又从山西大同到中原的洛阳，从森林到草原，又从草原到走向农田，建立了北魏王朝，并迁都洛阳。一路上留下了大同石窟，龙门石窟——如今都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贡献是大大的。北魏人还做出了一件让人关注的事，就是迁都洛阳。

北魏迁都洛阳，是中国迁都史上一件比较独特的事情。

中国历史上，迁都是一件大事。农耕文明中，最为难得的就是稳定。对一方水土的认识，对一方气候环境、地理风貌的了解，对农作物的生产至关重要。农业生产对生产技术、经验的积累，以及重视祭祖与希望得到祖先神灵的保佑的重视，使得农耕文明中的人们更加安土重迁。首都的迁移，大多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这一点不同于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所谓首都，战时，多为指挥部所在地，和平时期则为临时住所。因此，“游”字很好地体现了这个特点。实际上在中华文明的早期，也存在着游牧文明，也存在不断迁徙的情况。黄帝与炎帝都是从西部迁到中原而逐渐定居下来的。因此，传说中的夏代，国都的变动是比较大的。在商代前期，所谓国都的变动也是比较频繁的，这也是游牧基因的遗存吧。只是到了盘庚迁殷以后，国都才基本确定，也正是在盘庚迁殷时，已经遭到了部落强烈的反对，盘庚不得不以强烈的手段才使得迁都的行为得以实施。[5]自此以后，从周开始至清，除非有不可预见的因素的存在，一般没有迁都行为的产生。迁都还是有的，但迁都大都为被廹，迫于战乱而不得不为之。最近的例子就是民国南京政府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被迫把首都从南京迁到洛阳、重庆，而这种迁移也只是把洛阳、重庆当作陪都或行都，一旦首都被收复或危机解除，还是要还都的。重庆则作了七年的陪都，洛阳更短，行都的历史只有半年。而宋朝的杭州，开始也只是作为“行在所”，在宋朝人的潜意识中，他们的首都仍然是东京汴梁，杭州只是临时的首都，一旦有朝一日收复开封，还是要还都的。只是南宋始终没有还都的机会，杭州也就成为南宋一百多历史中的首府了。这样的例子还有东周的迁都洛阳，东晋的迁都南京，金之被元压迫从北京迁都开封等等。另一种被迫是皇帝已失去了实际的控制能力，迁都非统一的中央政府所为，而是割据一方的诸侯大臣为了控制皇帝而把皇帝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当皇帝被作为傀儡被权臣控制到自己掌控的领地，也被视为一种迁都。如汉献帝之被董卓挟持长安，被曹操之挟持到许昌，以及北魏末年，高欢逼朝廷由洛阳迁至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唐朝末年，朱温迫唐昭宗由长安东迁洛阳，等等。

由此看来，中国历史上的迁都大多发生于战乱，处于被迫，真正和平时期处于主动的迁都，历史上不多。但还是有那么几次。汉高祖刘邦之迁都长安，洛阳都城的地位并未真正的确立，更谈不上稳固。光武帝刘秀恢复汉朝（东汉）后，为了就近得到粮食和物资供应，便于得到自己的政治基础南阳地区的支持，定都于洛阳。实际上光武帝的汉与汉高祖的汉之间并不是那么好衔接，光武帝更像一个开国皇帝，因此，也就无所谓迁都了。明成祖朱棣在拥兵南下篡夺政权后，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虽然不无巩固自己根据地的考虑，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对抗蒙古的威胁——将首都置于接近边疆的险地，使国家不得不保证前线的军事实力。而清朝由沈阳迁都北京，完全是顺应了由边疆区域性政权向全国性政权的转变。

比较起来，北魏孝文帝的迁都有些类似于清王朝的迁都，但只是类似，实质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有学者在分析北魏迁都的原因时提出了这么几个要点：一是北魏做为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虽然运用武力统一了北方，但在驾驭中原一带时，遭到地方的反对，却有鞭长莫及的感觉。与清王朝同样的理由，孝文帝感到幽居边塞去控制全国，不是长久之计，因此，通过改变政治中心，将控制力提前到中原腹地一带，对其政权的稳固大有益处。二是北魏前期的首都平城一带发生灾害，旱得野无青草，又流行牛疫，牲畜多病死。荒凉、民贫，运输艰难，考虑到经济因素，迁都也成为必须，皇帝就应该到最富饶的地区，而伊洛河一带，前朝的废都，是理想的地方。三是军事的因素，北方新崛起的柔然民族常常南侵，《魏书》记载，在迁都的14年前，孝文帝任期内，柔然曾发兵三十万南侵，魏也以数十万骑抵御，正遇上下大雪，兵马损失很多，因此，建都平城不安全。那时孝文帝9岁，已登基5年，他应该有印象。迁都洛阳，则有利于南伐，实现统一。因此，将首都提前到中原，也是将指挥所提前到中原。[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