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年过去了。这是我当评论员的第七年。

我的国家在改革的深水区，我在评论的深水区，有着相似的灿烂与艰难。许多个深夜里，面对着刚刚发生的新闻事件，我陷入苦恼的沉思。我总是试图用笨拙的笔触告诉读者，我在新闻的背后看到了什么。有时赞扬，有时鞭挞；有时冷静，有时激昂。但这一切，都缘于我对生活、对人、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的热爱。

但是此刻，我只想忘记。我想忘记桑美台风袭来时的忧愤，我想忘记青藏铁路通车时的欢欣，我想忘记贪官落马时的庆幸，我想忘记矿难频发时的焦灼，我想忘记甚嚣尘上的影像盛宴，我想忘记充斥于网络的明星逸闻。这一刻，这新旧交替的细小时分，我想清空自己，忘记所有的宏大叙事，独自品味那些躲在时代的背阴面、容易被忽略和遗忘的人与事。那些普通人的忧欢遇合，往往能折射出生活的复杂影像。

我想起了广西南丹那几个不知名的中学生。在学校领导的带领下，他们兴冲冲地参加“万人治理刁江污染大行动”，但让他们失望的是，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不过是做做样子，刁河的腥臭并没有得到丝毫改变。怀着对家乡的忧虑，也因为困惑与不满，他们把这一场壮观的做秀反映到了报社。人们由是得以了解到，地方政府对水污染的治理到底抱着怎样的立场，而又有多少成年人在习惯性的做秀中丧失了责任感。我想象着他们稚气未脱的样子，似乎能看到他们眼神中的清澈与迷惑，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激动与冲撞。感谢他们的入世未深，感谢他们的不通世故，因为他们让我隐约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希望。他们将会有怎样的成长经历呢？也许会考上大学，经历求学和求职的困难，也许会进城打工，体会生计的艰辛，惟愿他们永远保留着那一份不平之气，永远不失掉可贵的情怀。

我还想起了卖糖葫芦的武小锋，作为北大医学院的毕业生，他找不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合适位置，只好回到老家给父亲打工。他的身上既没有令人落泪的悲剧意味，也没有任何值得救赎的东西，但作为渺小而平凡的个体，他折射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神话之破灭。如果没有新闻媒体的关注，他的遭遇将会是寂寥而无言的，他很可能会在漫长的生涯里成为教育失败的一个活化石。而我们这些局外人之所以会对“卖肉才子”、“糖葫芦才子”抱以强烈的关切，只是因为我们也曾经历过应试教育的身心熬炼，也曾体会过梦想破灭后的失落与怨怼，也深知隐藏在弊端百出的教育制度之后的集体幻觉，那幻觉给予武小锋这代人同样辽阔的天空，社会现实却没有一视同仁地赐予他们有力的翅膀，所以，他们只能怀揣梦想在大地上四处游走。看着他们凌乱而芜杂的背影，除了反思教育的缺陷之外，难道我们不该重新清理来自文化传统的盲目承诺吗？也许，读书再也不是出人头地的天梯，而只不过是一个人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这一点浅显的道理，绝大多数挤过独木桥的年轻人未必懂得。

我想起了那个发疯的球员（让我们姑且隐去他的名字），还有因为怨恨而陷入癫狂的女演员张钰。无论他们身边洋溢着怎样的话语泡沫，他们仍然被看成失意者和声名狼藉的人。他们的四周是多么星光闪耀啊，多少人因为踢球、唱歌和演戏而赢得了光环与财富，一个物质充盈的世界几乎就建立在对明星的仰慕之上，然而，少数失意者的怨诉、挣扎和反抗，却让我们得以了解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在多么美好的时代，都会存在损害与凌虐，都会发生隐蔽的掠夺与献祭。除非我们不断发掘人性的善良与宽厚，除非我们把每个个体都看作我们自己，除非我们把世界看成灵肉相连的整体，否则，我们就很难产生对弱者的真正同情，也很难激发起捍卫他人、呼唤公正的强烈愿望。如果我们只看到了强者的光荣，而不能倾听弱者的低诉，我们就应该受到指责。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和神话的时代里，这是莫大的幸运。从办公室的窗户看出去，中央商务区的楼宇几乎每天都在长高。无时无刻不在涌动的信息狂流，把那些歌剧般的伟大事件不断带入我们的内心，把纵横捭阖者的故事细节不断放大，所以会莫明激动，所以会浮躁和盲从，所以会有方向的迷乱与情怀的失落。作为一个观察者和言说者，也许只有时刻保持着向下的清澈目光，只有不断清空自己的得意情绪，只有努力战胜懈怠与疲劳，才能学会去理解自己的时代，进而理解自身。这的确很难，但假如不试着这样去做，我们的言说又怎么能在言说的大海里获得一点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