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的岁月

陈志泽

1966年那一天，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福建师大的校园里广播时，我看到许多人和我一样呆立着听，觉得很意外。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逐步深入,我更是不晓得多少次在心里直犯嘀咕:过去“面上社教”、“点上社教”、每周数次的政治学习、老师以很革命的观点教授课程……还是走的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统治学校,非得书也不要念了,专搞运动才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孰料，后来的校园及至举国上下果真成了波涛汹涌的“文化大革命”的海洋。已经实习归来，毕业了的我们无法分配工作，都成为这个海洋里的浮游生物或者浪花或者泡沫、泥沙!“大串联”也许可算是一段短暂的逃脱。我们挤上火车,哪怕水泄不通动弹不得,哪怕双脚浮肿;那怕喝玉米粥、啃窝窝头。身无分文却能扑进首都北京的怀抱,任你走四方、闯天下。使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青春朝气,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一路挥洒,名城古都山山水水竟然留下我们“革命”的足迹!只可惜这样的刺激终究不长,我们还是得回到海洋里。日子实在挨不

下去，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逃回老家泉州“逍遥”。在自己家中，有饭吃、有觉睡，想到哪里就到哪里,随心所欲、游游荡荡,这样的日子照说是神仙的日子，可还是日夜被高音喇叭的“不同观点”的争吵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席卷得喘不过气来。找个什么事干吧，好躲避眼前的嘈杂、喧嚣和困惑。我那时便鬼使神差学起书法和篆刻,不知糟蹋了多少宣纸,刻刀在印石上记录下的是无奈和烦闷……还是回到学校。心里记挂着分配---我还在异想天开，希望突然有分配工作的消息。回答你的是红标语、红袖章、红旗汇成的红海洋的滚滚波涛。哦,枪声!武斗的枪声岂止划过长空,发出尖利的呼啸,有时竟然响成一片。鲜血也溅入海洋。师大中文系的长安山不再接纳青春的身影和朗朗的书声，它以其宽厚和慈爱的怀抱静默无言地接纳它的面无血色、双眼紧闭的学子无梦的长眠……

1968年4月的榕城，到处是一片沉闷的荒芜，文化命已被革得奄奄一息。突然,一份被某些人称为“4·23号角的“北京来电”给榕城带来了喧闹。它在大街小巷里到处张贴。这是中央文革组长的讲话,非同小可。凭经验,我知道这号角吹响意味着什么。街头看罢这份“北京来电”,我对女友说:“又要武斗了,倒不如回家结婚。”虽然我们已算是毕业了两年,但因为尚未开始工作,我们从来没想到结婚的事。我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她却不加思索地同意。她和我一样，对于这一场运动的前程已经不抱什么幻想。我们又回到老家泉州,家具不买,什么生活用品都不添置,闪电式将婚事办了。“蜜月”刚过去没几天就接到回校集中的通知。这帮大学生,再不能放任自流,得到军垦农场劳动。这可是收拾局面的好办法!那一天，军代表宣布分配方案。到一个叫“西滨”的军垦农场的“学兵”名单中,有我和妻子的名字。大会场里人头攒动,我俩大老远目光对视了一下，庆幸能同到一地。不料就在出发前夕，有人去“告密”，说某某与某某已结婚，同到一个农场劳动“不利于思想改造”。于是,临时又把我发配到异地的一个农场。

军垦农场的劳动,一干就是一年半。劳动并不可怕,虽谈不上有任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奢望,但艰辛的熬炼的确可以增强骨头的硬度。问题是这么劳动下去终究不是个办法。我不是农民。我的岗位在文化教育。我想读书,我想写作。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你只能一回回走进深深的烂泥田,茧手握银镰,铁肩挑日月。劳动带有强制性,但再怎么说劳动还是光荣。人为的阶级斗争可就不同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既不是“地富反坏右"的牛鬼蛇神,更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照说阶级斗争是不应该斗到我的头上的。但在我那个小组,因为找不“靶子",我来自侨乡，有复杂的海外关系，便被确定为小组“重点”。至少十天半月我得接受很耐心很周密的“帮助”。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随之而来的分析和推理，先是使我哭笑不得,接着是使我惊愕和愤慨,我再也卷不动我手中的纸烟了,我也顾不了什么利害关系，任你怎么“帮助”我就是发不出任何声音，我成了一块石头……那时,“斗私批修”的种种活动更是家常便饭,几乎填满了生活的所有空间。即使是在晚饭后“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得抓一块凳子蹲在门头听广播。除了“毛选”四卷，什么书都不能看。我偷偷带来的一本散文诗集,这种短小的文体便于瞅个空偷读。狡猾地在书的封面包上牛皮纸，与其说是为了保护书，不如说是为了封住书名。这还不够，我还写下“识别毒草,为了铲除它，用它做肥

料”,实在是“此地无银”的伎俩,但应该说耍这个小滑头，是为了万一书被发现,可以狡辩。

终于可以走上工作岗位了，终于可以和亲人团聚了，1970年，结束了军垦农场的紧张生活，先是回老家同孤独的父亲生活了几天，就和妻子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地奔赴戴云山区任教去。妻子的学校在城关,我的学校在城郊,两校相距约步行十分钟路程。我们心满意足。分给我们的房间虽小,但墙壁雪白,床桌椅也是新的,还飘散着油漆的芳香呢。生活用品也一样样添置,小小的家拾掇得清清爽爽、喜气盈盈,倒像是我们刚刚在这里结的婚。可又是一个没想到——开学后,领导学校的“贫下中农宣传队”要求全体教师在校过集体生活,周末才回家去。我那时刚刚从军垦农场培养了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出来，便老老实实地遵守。这所城郊中学条件差,没有像样的宿舍,我住的房间住四个人;分给我的小床,床板架在一堆炸药上。我很害怕。但“贫宣队”说:“没有雷管不会爆炸。”我只好硬着头皮在炸药上睡觉。学校的食堂条件也差。最常吃的是用菜豆或马铃薯做成的“咸饭”。只一个女工,能有什么花样?况且那时大家工资都低，不能不省俭。城关是一片弹丸之地,但我的感觉却是极其辽阔和自由的所在。我常常踩着自行车上街买菜,买个农家饲养的白鸭、深山里捕捉的山鸡绝不是什么稀罕的享受，香菇、红菇之类的东西更是寻常之物。这似乎就是小家庭幸福、温馨的主要内容了?找找下放干部、知青聊天也能很惬意地打发时光。我还买了一把气枪，时常到后山树丛、城郊村头转转，每有收获便露一手烹调好手艺，烫一壶自酿的红曲酒，尽兴品尝，只觉得眼前的世界剎时明亮而多姿……

学校的工作说是复课闹革命,实际上上不了多少课,学工学农学军占去许多时光。在我的印象中,我这个班主任、语文老师，抓的还是劳动、学唱革命样板戏、排练文艺节目、摆弄红缨枪……我后来调到县文化馆工作,可以多找些书看了,竟然还可以写写诗;主业当然是要写演唱材料供宣传演出之用。几年过去,诗和演唱材料可叠成厚厚一叠，但它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只能将它们丢到垃圾堆，点上火……

1978 年元旦，一纸调动工作的通知飞到了我的手中。“四人帮”粉碎不久,我调到故乡泉州的文化部门工作。当崭新的岁月展现在我的眼前时,我意识到,那过去了的十年,我的生命有太多的流失,我一次比一次深重地长叹,太可惜了！那流失的岁月!

（原载《厦门日报》2000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