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鹧鸪图》）

“一声羌笛，惊起醉怡容。”

公元960年，北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逼周禅位，建立大宋王朝，史称北宋。次年，南唐中宗李璟病逝，时年廿五岁的李煜嗣位于金陵，甫一继位，李煜就向宋太祖剖白心迹：南唐绝不敢冒犯北宋的虎威。

此时的李煜就像是一个怀抱金砖走在大街上的娃娃，尽管他继承的南唐已经是江河日下，但向来富庶的江南大地，仍然是大宋王朝虎视眈眈的“天下粮仓”，而且随着南汉覆灭，宋军屯兵上游汉阳，曾经的长江“天险”也因而名存实亡了。

“后主恂恂大雅，美秀多文，乡使国事无虞，中怀兢业，抑亦守邦之主也。”[1]李煜或许守成有余，但眼见国势日削，他早已无力，也无心回天。此时，酒和诗就是他逃避现实的“桃花源”，一如当年遭遇太子的猜忌和威逼时一样，“煜常怏怏以国蹙为忧，日与群臣酣宴，愁思悲歌不已。”[2]

诚然，让一个空负才华，但懦弱、幻想，而又毫无准备的李煜，去主持一个“日蹙百里”、形如垒卵的残破帝国，这无异于一场豪华、凄艳、残忍的春梦，国破家亡、“仓皇辞庙”就是唯一的结局和宿命。

委曲求全的李煜小心翼翼地供奉着北宋王朝，但还是因为一次“金鸡赦免”的小插曲，大大触怒赵匡胤。《五国故事》记载，“（李）煜袭位，因登楼，建金鸡以肆赦。太祖闻之怒，问进奏使陆昭符，昭符素辩给，是日对曰，‘此非金鸡，乃怪鸟耳。太祖大笑，因不问。”

“金鸡赦免”，乃天子仪制，南唐早已除去帝号，李煜此举，自然被视为僭越行为，赵匡胤焉能不怒，由此，也可以想见作为“南唐国主”的李煜是多么地战战兢兢、卑躬屈膝、委曲求全。当然，“金鸡赦免”决不是北宋南伐的绝对理由，就如同后来李煜改称“江南国主”，仍不能挽回南唐覆亡的命运。

“玉斝澄醪，金盘绣糕。……怆家艰之如毁，萦离绪之郁陶。……空苍苍兮风凄凄，心踯躅兮泪涟洏。无一欢之可作，有万绪以缠悲。”[3]自觉亡国在即、大限将至，敏感、孱弱的李煜哀念不已！

宋兵压境，国势危殆，李煜也想过“挽狂澜于既倒”：宋军南征，他派徐铉出使，徐铉博学善辩，但也和李煜一样天真，他在宋廷上扬言，“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枭雄赵匡胤将徐铉冷处理多日，挫折其锐气后，方予召见，彼时，徐铉仍然顾自辩白，“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文人的虚浮之词，到底难敌宋太祖赤裸裸的锋芒，“尔谓父子者，为两家可乎？”[4]

面对赵匡胤统一天下的雄心和实力，李煜纵然卑微以事，然大势已去，南唐终要毁灭于一旦，即便李煜也曾信誓旦旦，“他日王师见讨，孤当躬擐戎服，亲督士卒，背城一战，以存社稷；如其不获，乃聚室自焚，终不做他国之鬼。”[5]

雄视天下的赵匡胤一语道破李煜“豪言壮语”背后的空虚，“此措大儿语耳，徒有其口，必无其志，渠能如是，孙皓、叔宝不为降卤矣。”[6]攻破金陵的宋将曹彬也看穿了李煜缺乏自杀的勇气，“独木板尚不能进，畏死甚也。既许其生赴中国，焉能取死？”[7]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8]与东吴如出一辙，宋兵伐灭南汉，屯兵汉阳，沿江而下，水陆并进，南京门户洞开，长江无险可据。公元975年，时年39岁的李煜“肉袒而降”，与东吴的孙皓一样做了亡国之君。

宋太宗开宝八年（975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半，金陵城破，南唐灭亡。次年正月，李煜着白衣纱帽，被宋军押解北上，行至渡口，回望故都，不禁泪如泉涌，并口占七律：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