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作为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眼下招工也是困难重重，从南方制造企业过来招工的人事经理们等得头都大了。报名者本来就不多，参加面试者更是寥寥无几，他们开出的1500元月工资根本没有什么诱惑力。和逐渐回升的经济数据几乎同步，沿海地区“民工荒”正在加剧，浙江、广东等地用工缺口都很大。
　　去年金融危机以来，全国返乡农民工多达2000万人，这么多农民工都到哪里去了？调查发现，一些返乡农民工在当地新办的企业再就业了，还有一些农民工到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打工去了。同时，农民工收入也出现了沿海一带减少、内地省份增加，外向型企业减少，内需型企业增加的特征，并呈现出制造业收入下降，建筑工收入增加的趋势。在成都，建筑业技术工月收入有的已达到5000元左右。
　　这些现象，究竟是一种趋势，还是一种短期假象？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开始承受经济发展的人力瓶颈？究竟是用工的岗位太多了，还是愿意出来打工的人少了？这种现象背后，暗含了多少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心理的玄机？
　　
　　它是个真问题还是个伪命题？且看国内一些媒体对此发出的评论:
　　
　　
　　重庆时报从民工权益维护的角度，评论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民工荒是用脚投票的权利倒逼
　　
　　作者李妍说：一份近期四川省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报告或能揭开当下民工荒的谜局。该报告显示，四川省内和“三北”地区已经取代沿海，成为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首选地。同时，原从业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外向型制造产业的农民工，开始转向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并将这些产业作为择业的主要趋势。这或正是经济学上普遍适用的“用脚投票”。的确，在常年的生存、福利权利缺失之后，农民工也唯有拾起“用脚投票”的权利，才能用这种选择倒逼自己的权利回归。
　　
　　实际上，民工荒产生的深层原因正是多年累积下的民工权利荒。当纯粹依靠廉价劳动力创造利润价值的出口制造业，其粗放的产业格局不能得到根本改变之时，当农民工多年来被排斥、被歧视的权利现状无法得到根本转变之后，那农民工自会选择“用脚投票”的权利，涌向那些能相对获利的行业，而让那些漠视自己权利的行业陷入“民工荒”中，以此倒逼自己的权利回归。
　　
　　
　　华商报则沿着这种思路，进一步剖析了在造成民工荒的过程中，沿海经济发达区多年来对外来人口采取傲慢加偏见的态度，认为所谓的民工荒，其实就是一种报应和必然。
　　
　　作者杨鹏说：近些年来，沿海地区对于农民工的政策和态度正显现出某些偏见与傲慢，可以罗列部分见诸媒体的报道，比如，7月份，广东省政府参事曾添贵建议，要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必须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再远一点，全国两会上，沿海地区的代表委员要求暂停执行《劳动合同法》，理由是金融危机关头，需要牺牲员工利益，与企业共进退。
　　
　　所以，沿海地区用工荒更是农民工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当农民工涌入城市，就千方百计想着要提高门槛，而当农民工离开之后，却发现根本就离不开农民工。与其说农民工需要到城市谋生，不如说城市更需要农民工干活，放在当下的中国，谈论用工荒多少有些荒诞和滑稽。毕竟，在一个拥有8亿农民的人口大国，可以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什么都可以缺，唯独人口富裕，眼下沿海地区农民工短缺注定是暂时的，就如我们近年来一直谈论用工荒，却并未见得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和低待遇随之而提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用工荒，仅仅是某个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因为农民工“报复性”离开而出现的短缺，被暂时晾在了沙滩上而已。
　　
　　
　　齐鲁晚报则认为，民工荒，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作者盛大林说：此次“民工荒”是一件“大好事”，这是因为：
　　
　　　　其一，农民工收入提高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多年没有明显提高，没有其他选择的广大农民工只能忍气吞声。现在，中西部和北部地区的企业也开始发展，相对收入水平并不比东南沿海地区低，农民工终于可以对东南沿海地区的企业“说不”了。农民工有了两三千元，甚至5000元的月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乃至地区发展差距不就可以逐步缩小了吗？
　　
　　　　其二，产业转移加速了。打工多年，许多农民工学会了技术，也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但他们很难下决心回乡创业。现在企业的停产甚至倒闭却让他们“被迫”返乡，然后“被动”地选择了创业，这相当于把东南沿海的车间“搬”到了中西部。实际上，许多产业早应向内地转移，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转移过程——这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吗？
　　
　　　　其三，经济结构调整了。内需不旺、严重依赖外需、第三产业落后，都是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存在的问题，现在，农民工收入在外向型企业减少、在内需型企业增加，在制造业下降、在建筑业增加的现象，表明国内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在增大、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力也在增多。
　　
　　
　　
　　（结语）
　　
　　诚然，“民工荒”对东南沿海的一些企业乃至地方政府来说可能有点痛苦，但这种痛苦是短时的，从长远来说，对这些地方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升级才是经济发展方向。面对“民工荒”，东南沿海地区的企业有两种选择：如果是先进产业，就应该用更高的待遇吸引农民工；如果是落后产能，则应考虑转移，到中西部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而农民工们，在新的形势以下，也有自己的选择：即提高自身的文化和技能升级，开阔视野，甚至干脆变出外打工者，为在家创业者。当企业和工人之间的选择更多的时候，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博奕，也就自然更好开展。而劳资双方，只有在公平的博奕下，才能真正做到双赢。任何一种独赢的局面，都长不了。

 

 

附:

　　南方人物周刊数月前发表了本博主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事的,照录如下:

 

　　我老家什邡是地震极重灾区，灾后重建任务极其艰巨，因为需要修的房子太多，有关建筑和建材的事情都闻风而动，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而其中，又以泥瓦匠们的变化最为有趣，这也算是地震一年来对社会产生的微妙改变。
　　早年泥瓦匠因工作既脏又累且工资偏低，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普遍偏低，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对泥瓦匠职业评价都不高，时常自我嘲笑，一遇机会，必然义无反顾地跳槽转行。而从去年开始重建以来，泥瓦匠的供求关系大变，需求量大于供给量，价格上涨是市场规律使然，技工从50元一天一路上涨至1毛钱砌一块砖，手快的一天砌两三千块砖不在话下，稀松平常就能挣来两三百元钱，而杂工也从20元涨到100元，还有价无市。以至于一些请不到工人的人怀疑报纸上天天说金融危机失业上升之类话是在骗人。
　　最好玩的是我一位亲戚所在公司的保安，他们每天穿着整齐的制服白色的手套陶瓷娃娃一样干净整齐地排队值班换班，不晒太阳不淋雨，一个月旱涝保收好几百元钱，以往不凭关系是进不去的。他们看见对门工地的泥瓦工们一个个满身满头都是灰尘地蹲在楼影里吃盒饭，忍不住有一种优越感。但当他们和对方闲聊，发现这些灰嘴土脸的人砍三天砖的收入相当于自己一个月工资时，顿时立马倒戈求人托关系加入到对方行列中。
　　那家公司十个保安有八个转行当了泥瓦工，脱了制服，白生生地杂在泥瓦匠中，很有些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