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古纳今 自成一家

孔伯华出身名门望族，系“至圣先师”孔子第62代衍圣公孔闻韶的第二子孔贞宁的后裔，孔子第74代孙。在他之前，祖辈大多世代为官。

曾祖父孔昭慈曾任台澎兵备道，后仰药于台湾彰化文庙，谥刚介公，于立功之地建祠。祖父孔宪高于光绪八年（1883年）中进士，诰授中宪大夫，先后于直隶的新河、新城、衡水、丰润、栾城、邯郸等地为官，时常携家迁徙。孔伯华的祖母乃是光绪时的内阁大学士徐桐之女。孔伯华的父亲孔庆铣也曾中进士，担任过候补知县。

孔伯华出生在书香门第、官宦之家，所受到的诗书礼仪、琴棋书画方面的熏陶自然胜过寻常人家。长辈们对孔伯华的教育十分重视，除了家长亲自施教，还在他六岁时便送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学习孔孟之道。孔伯华自幼博闻强记，对于各种典故，信手拈来，绝无谬误。早期的启蒙使他具备了深厚的国学根底，也为他日后研习医学古籍，终成一代名医打下了基础。

孔伯华工于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临证所书的处方，字体俊逸清秀，笔势潇洒。有时兴之所至，喜将“颜柳欧赵”四种字体换着用，不少人以收集到他亲笔所写的方子为趣。他极爱兰花，闲时也常和人吟诗作对，濡墨丹青，终其一生，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淡然俊逸。

孔伯华虽出身官宦世家，却生性淡泊，不慕荣利。虽然他有很高的文学和史学修养，也喜欢和人谈经论史，但从未打算将一生花费在追求金榜题名上。

祖父孔宪高对孔伯华的一生影响甚大。孔宪高不但精于文史，而且熟读《黄帝内经》、《神农本草》、《伤寒论》等医学著作，对于岐黄之术颇有研究。孔伯华的母亲体弱多病，又经常随家迁徙，因此常有不适之时。有些地方偏远荒僻，缺医少药，全靠祖父代为诊治调理，家人平日有病，也不须另请医生。孔伯华幼年最大的乐趣，就是跟随在祖父身边，看他开方抓药，自制汤剂，祖父也乐得将自己的医术教授给他。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孔伯华自幼就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孔宪高一生正直清廉，平易近人，除了为官和忙于公务，他也会亲自为无钱看病的街坊邻里及穷苦百姓施治，不取分文。孔伯华随家迁徙各地，沿途所见尽是于生死间挣扎的劳苦大众，这让他感到，不管做官还是行医，都可救人于水火之中。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孔伯华全然不同于其他官宦人家的纨绔子弟，他一生待人谦恭礼让，从不自恃高人一等，也无不知持家、挥霍无度的陋习。

另一个影响孔伯华走上医学道路的人是他的母亲。由于母亲多病，他看到母亲常年被病痛折磨，感同身受，一直渴望能够找到灵验的药方，使母亲解除病痛之苦。由于祖父的爱好，家中收藏了无数的医学典籍，他就随父亲学习国学，得闲就刻苦钻研医书，并跟随祖父学习。他一心侍奉母亲，凡事亲历亲为，照料母亲起居、煎药、饮食，从不假手他人。这种至孝的品德，很得亲戚邻里赞赏，祖父过世后，他继续替人看病抓药，有求必应。

古人说：“医易相通，儒医相通”。由于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再加上天资聪慧，勤奋不怠，孔伯华在阅读医学古籍时比常人更能领会其中深意。他认为有志于医者，首先应熟读《黄帝内经》，而后逐步参悟经旨，阅读诸家医论，一定要抱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比如，孔伯华认为：《伤寒论》这样的经典，“诚然是一部博大精深、理法兼备之不朽著作”，但其毕竟是汉代的著作，“亦有受时代和一方之隅的局限及世态、居民有变等古今之异，倘不知有变，原方照搬，而出现古今之病不能相能者，是咎在后人而无关仲景也”。因此，今人应该“取长舍短，去芜存华”，力避“食古不化”、“断章取义”。同时要重视临床实践，因此，只有在临床中，才能验证古人的经验，发现问题，获得提高。

因此，孔伯华很早就开始为人看病，家中有人患病，他都能依证下药，药到病除。遇到某些别的医生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他也能细辨病因，尝试有效的治疗措施。

孔伯华的一位堂妹，八岁时因跌仆患病，由于延误，卧病在床10年之久，后右腕长出的阴疽已经逐渐蔓延到了腋下和足部，多少医生都束手无策，告诉家人已经无法治愈了。孔伯华诊断过后，对婶婶说：“妹病垂危，以余辨之，治法未当，不按阴疽治，不能愈也。今已垂危，不治必不能延寿，曷余治之，尚可希望于万一。”果然，经他一治，不出一年，堂妹的病竟然痊愈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着手太晚，她的手足指关节仍然不能像常人一样灵活自如。孔伯华另有一个堂侄女患了肺痨，别的医生也认为不可治了。但孔伯华看她虽然已经病入脾脏，却尚能进食，认为肠胃的活力仍在，犹有活命的希望，于是用心调治，不出数月，病也痊愈了。这些都坚定了孔伯华继续精进医术的信念和决心。

由于身居偏僻之地，苦于无师可从，孔伯华多从家中珍藏的各种医学古籍中自学钻研，少有机会和他人切磋探讨。不过，在迁居到河北易县城内后，他开始接触到不少中医大夫，经常能够邀请那些有经验的医生到家中做客，探讨《黄帝内经》、《难经》等典籍的深意，或者到医馆看其他大夫如何诊治病人，或者相邀出诊。这些都对他医术的提高大有帮助。就这样，孔伯华一边照料母亲，一边通过各种方式来完成医学理论的研习和实践经验的积累。

孔伯华23岁时，母亲终因病重不治，辞别人世。这让孔伯华心痛不已。母亲辞世前，嘱咐他要虚怀若谷，不断精进自己的医术，救世医人，扶危济困，才不辱没孔家的门楣。失母之痛让孔伯华颇为内疚，深感自己未尽孝责，也更加坚定了他听从母亲教诲、继续行医的决心。世界上疾病无数，有所治有所不治，虽然生死有命，但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尽量为人们解除病痛。

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孔伯华20岁以后渐明医术，开始悬壶济世。由于医术高明，为人正直温和，诊治病人亲切认真，颇有儒家风范，他很快就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医生。但孔伯华知道，以自己现有的修养和积累，尚有许多病是不能医治的。虽然中国医学典籍汗牛充栋，对已经出现的疾病或许都有记录，但仅依靠现有的典籍学习是不够的。中医博大精深，民间高人无数，只有走出去，亲眼见过，亲自诊治过，才能开阔眼界，做到心中有数，诊治更多的疑难杂症。为了积累临床经验，孔伯华除了在家设堂应诊，还经常到各地游历。所到之处如有名医，他一定前往拜访，虚心求教，以博采众家之长。他闻听直隶一代有名医蔡秋堂、梁纯仁，学识渊博，医术高明，于是前往诚心求教。两位先生对孔伯华亦早有耳闻，对他的学识和为人也非常欣赏，于是悉心传授自己一生行医所得，让孔伯华受益匪浅。对于一些没有听闻过的民间偏方，孔伯华都会仔细记录下来，适时加以验证。对于各家的经验，他并非全盘接纳，无论古人的还是今人的，他都能够去粗取精，融会贯通，据实进行化裁，大胆创新。正是有这种包容和开放的态度，经过多年的勤奋学习和积累，孔伯华年纪轻轻，医术已相当高超了。

中医界历来有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的门派之分，孔伯华认为，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的区别，就是在治疗方法和用药上，有辛温和辛凉之分，但是，究竟要用何药，关键在于辨清疾病的性质。不少庸医拘泥于门派之见，只见温热不见伤寒，或只见伤寒不见温热，不但不能治病救人，反倒断送了病人的性命。“兵刑杀人，显而易见，然而用药杀人，医者尚不自知，较之兵刑杀人者，更为险毒，尤有过之而无不及者也，实在痛恨！”。

在当时温病多发的情况下，温病学派兴起，且其治愈效果颇佳。对此，孔伯华非常推崇金元四大医家之一的刘完素关于“世态居民有变”的学说，认为人们的身体素质已经大异于古人，所生疾病自然也已经不同。而朱丹溪授业于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从自己的实践中发现，“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更将刘完素的思想进一步发挥，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高论，这尤其让孔伯华推崇备至。

孔伯华经过自己数十年游历大江南北的所见所得，发现古人所言不虚，“窃喜古人先获我心”。从临床上看，现代人患上真伤寒病是极少见的，大部分都是温邪所致的温热病。正所谓“必须先有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人，然后才能发生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病”。这是和现代的气候环境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造成了现代人多为阳亢阴虚体质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在此基础上，他发现今人除了多受温邪困扰之外，还易被湿邪所困，而且常见湿热合邪。他曾在其文章《湿热何其多》一文中感叹：“数十年来临证中，湿家兼热致病者十有八九，此天地气运使然也。”

他认为，阴虚火热之体，或再兼杂湿邪，人体内就形成了一种“郁热伏气”，感受外邪则易发伏气温病，为饮食劳役情志所伤则为内伤杂病，这正是现代人患病的根源所在。此处所说的“郁热伏气”，即是指今人阴虚内热之体或伴有湿热内伏。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孔伯华广学博采，潜心钻研，并不断在实践中予以验证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治疗温病和各种内科杂症的医疗体系。

1910年，北平外城官医院（北京宣武中医医院前身）向孔伯华发出了邀请，于是，他前往北京就职医官。外城官医院始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是最早仿效西方的医院体制建立起来的公立医院，本是清政府的新政举措之一，除了提供门诊和接收住院等日常工作外，还要负责公共防疫等事宜，责任重大。医院总中汇集了当时的一批名医，如杨浩如、陈企董、陈伯雅、赵云卿、张菊人等。到了民国时期，医院得以保留，仍然作为一个公共部门存在。

孔伯华接到邀请后，一时担心自己行医不久，医术不及各位前辈高明，惟恐不能胜任，但又考虑到这是个良机，自己虽然未能像祖辈一样入仕为官，但作为孔子后裔，他并未忘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他仍然希望有机会能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社会和民众多做一点事情。时值清末民初，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那么多受苦的百姓，凭他个人的能力，能救得了多少？到外城官医院就职医官，既可以救治更多的病人，还有机会与众多的名医共事，提高自己的医学造诣。于是，孔伯华便来到北京，就职外城官医院医官。

外城官医院是新式医院，贫民百姓都可以排队挂号看病，医生每日在医院坐班接诊病人。由于分科清楚，名医众多，所以慕名而来的病人络绎不绝，“更日诊数十人”。除了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孔伯华同杨浩如等同事交往频繁，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知识，拓展了自己的视野。

时逢兵荒马乱，再遇天灾，极易引发瘟疫。各地医疗资源缺乏，如发疫情则无法得到控制，很快就会流行开来，祸及一方。1917年，绥远、山西一带发生了鼠疫，有人描述“沿村各家各户，递相传染，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北洋政府委派北京外城官医院前往防治。杨浩如、陈企董、陈伯雅、赵云卿、曹巽轩等人率医组成晋绥防疫队前往当地，运用中药进行防治，结果取得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当时西医已经在和中医的对峙中占据了优势，这样的结果让世人看到了中医在防治大面积的瘟疫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次防疫工作中，孔伯华留守医院，并未参加。不过，到了次年夏秋之际，廊坊一带又发生了霍乱。孔伯华立即跟随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等人深入疫区进行防治工作。

医疗队所到之处，人烟萧条，家家门户紧闭，人心惶惶。几乎户户都有人因为受到传染而丧命，哭泣之声日夜不绝，还有更多的人受到传染卧病在床。事不宜迟，医疗队立即发出告示，在学校内接诊。当时，人们对医疗队并不信任，宁愿留在家中等死也不愿前往就诊。孔伯华等人忧心忡忡，知道只要略一耽搁，就会有更多的病人命丧黄泉。他提议医疗队要亲自深入各村各户进行宣传，送医上门，向人们宣讲防治之法。这个策略非常成功，在看到有人成功获救之后，人们的疑虑被打消了，竞相前来求治。

经过观察，医疗队辨明霍乱发生的缘由，除了气候原因和饮用的井水受到污染外，还与当地人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中医辨证属于湿热霍乱或饱食霍乱。经过医疗队数日不知疲劳地对症治疗，不少人转危为安，疫情得以控制。

从疫区归来后，孔伯华与同仁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合著了《传染病八种症治析疑》10卷。此书一直是中医治疗各种传染病有价值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