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米尔格拉姆《对权威的服从》一书有感

在上海虹口的提篮桥街道，二战期间曾经有近30000名犹太难民在这里生活和居住，这里也被称之为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每次经过这里，或谈起与此有关的事情，我都会联想到一个问题：当年的德国人，为什么会如此相应纳粹的号召，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歧视，并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们听命于纳粹，甚至连那些有着很高学历和科学研究水平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在阅读了米尔格拉姆的《对权威的服从》一书之后，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米尔格拉姆的实验

上世纪60年代，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实验，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实验的基本方法是：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寄出许多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广告上说明实验将进行约一小时，报酬是4.50美元。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

前来参与实验的人们被告知这是一项名为“惩罚对学生学习影响”的研究。他们将充当“教师”，在主试的指令下，当“学生”在学习中出现错误时，对“学生”施加强度和痛苦程度不断增加的电击。电击的电压从15V开始，并每次增加15V，直到450V为止。“教师”会逐一朗读单词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开始考试，每个单词配对会念出四个单词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答对了，“教师”会继续测验其它单词。如果“学生”答错了，“教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出现一次错误，电击的伏特数也会随之提升15V，达到450V之后，再出现三次错误，以450V的电压电击三次，则实验结束。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拉姆曾邀请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来预测实验的结果，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大约10%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持续地“学生”实施惩罚直到450V的最大伏特数。结果米尔格拉姆在第一次由40人参加的实验中，65%的都在主试的要求下，对“学生”施加的电压达到了最高值450V（“学生”是米尔格拉姆找来的“托”，他会在每一种电击电压的情况下做出相应的反应，包括呻吟、嚎叫、击墙等行为，但实际上并没有被电击）。尽管听着“学生”的反应他们自己也感到不是很舒服，并且在电压增加到一定值之后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暂停，或向主试提出疑问，但在主试的要求下很多人还是完成了全部的实验，那些最终选择不听主试的命令放弃实验的参与者，也是在电压升高到300V之上，“学生”没有了声息的回馈之后放弃的。

米尔格拉姆的这一实验的设计与结果震惊了全球心理学界，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南非等国的心理学家在不同时期重复了这一实验，得到的结果基本相同。无论实验的时间和地点，每次实验都有大约61%至66%的参与者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

一次心理学的实验，涉及的变量是很多的，哪些变量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呢？比如说实验的环境、“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以及是否接触、“教师的性别”、“主试”和“教师”之间的权威关系、实验中出现两个权威的情景……米尔格拉姆对此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比试验，先后有1000多人参加了这一实验的研究。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被判死刑后的那一年。米尔格拉姆设计的这一实验，就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它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在完成了自己的一系列实验之后，米尔格拉姆说：“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但他们很少谈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更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得以继续命令他。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二、服从的心理机制

为什么很多心理学家都不相信会他们会“痛下杀手”的参与者，会有如此高的比例在实验中听从主试的要求，给“学生”施加到450V的高电压呢？

很多人在孩提的时候就学会了一个道理：违背他人的意愿对其进行伤害，是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在人们的道德秩序中，“你不该杀人”作为信条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和他人和谐相处，以便刚好地在这个世界中立足，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但这些有着较高道德水准和道德判断力的人们，为什么一进入实验室，就变得如此“面目狰狞”，让人大呼意外？

米尔格拉姆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以为自己的各种行为遵循的是道德，其实只是服从了权威的命令。在面对事不关己的事情而讨论道德的时候，每个人都能侃侃而谈，将道德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而一旦遇到了需要自己做出抉择的事情，很多人就会放弃道德宗旨，转而去服从一名权威的指示。像“你不该杀人”的信条，尽管在人们的道德秩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在人类的精神结构中，找不到具体的位置。

耶鲁大学开展的这一实验，本身就有权威的意味，而实验地点和实验发起者更让参与者相信，实验的工作人员应该是正直高尚、能力不凡的。类似于大学、科研院所、医院、学校之类的特定机构，以及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人们，会给社会公众很强的信任感，当社会公众参与到这些特定类型机构的相关活动时，会自然地就将这些机构以及在其中工作的人们看作是权威。

在实验的过程中，有三个关键要素：一是位置，通过它将主试、教师、学生区分了出来；二是地位，以此来确认某个人是权威还是一个普通人；三是行为，即在各自的位置上所发生的行为。米尔格拉姆对这些关键因素进行了多样化的测试，来观察他们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地位，也就是权威在整个实验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

在参与者作为“教师”对“学生”施加电击的过程中，参与者虽然关注到了“学生”的存在，以及“学生”对电击的反应，但他们更多关心的是本实验的主持者，也就是实验中的权威的指令和态度，他们把自己的任务完全局限在了任务的狭隘技术层面，很少去考虑实施电击所产生的其他后果。参与者在完成这一实验的过程中，在思维上做了如下的调整：我不必要去承担自身行为的责任，因为这是主试这个法定权威所作出的决定，他要对整个实验负责。责任感的消失，是服从权威印象最深的后果。

在我们的生活中，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多的。世界各地频频发生极端组织的自杀式袭击或者制造的恐怖袭击事件，那些当事者面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实施屠杀计划时，就是因为他们抛弃了自身的责任，完全听命于权威的命令。在平时的工作中，很多人何尝不是如此呢？依据上级布置的任务而行动总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有问题责任也不在自己，我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在完成具体任务的过程中，道德通常被抛至脑后，服从权威最为重要。

实验中也发现，一些参与者在电击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自己的良心备受煎熬，于是终止了实验的进程。那么变更实验的条件，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决策呢？米尔格拉姆特别研究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关系，以及身体接触和身体不接触等对实验结果所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即使在身体接触、“学生”的痛苦的表现能够被“教师”直接感受到的情况下，依然有相当数量的参与者选择继续执行主试这一权威的命令，完成整个实验。当然，中途放弃实验的参与者数量也多了起来。

这个研究给了我们一些新的思考：如果将整个人类的行为被分解成若干片段，没有一个人作为邪恶行为的决策者来直面行为的结果，那么对行为富有全部责任的人就消失了。这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邪恶的一部分，在权威的命令下实施了邪恶的行为而自己一点都不觉得。当年的德国人是这样，在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们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在军事战争从面对面变成空间的、信息的对决的大趋势下，这种可能性进一步增加了。

米尔格拉姆还指出了另外一种情况：“在一个破坏性的官僚系统中，聪明的管理者会对下属进行安排，只派最无情和情感迟钝的人直接参与暴力，其他人因为远离了残忍的实际行动，发挥的是辅助的作用，因此不会感受到压力。他们会在两个方面免除自己对行为结果承担的责任：第一，合法的权威对他们的行为作出了完全授权；第二，他们没有亲自进行残忍的实际行为。”

三、等级体系中的“代理状态”

服从问题并不完全是一个心理问题，社会的形式、形态以及发展方式，都与服从有很大的关系。

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为了生存，以等级形式组织成了一个个的群体，这些群体可以战胜实际环境中的各种危险，应对竞争种群带来的威胁，还降低了从内部瓦解的可能性。在这个等级结构中，所有的人都有相应的位置，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并将自己安放在这里，就能和等级结构中的其他成员和谐相处，而一旦自己要改变这一位置，就意味着要挑战权威，这会导致组织结构的重新建构。无论是一个家庭、一个部门、还是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对每一个具有等级体系的社会组织，服从都是一个选决条件，这是组织生存所需要的，服从能力也自然成了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飞机飞行的过程中，机长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一旦即将抵达机场，他就必须将指挥权交给塔台来调度，如果没有这样的服从能力，就没有人敢坐飞机了。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小型组织的权威，但同时又是更高一级组织的组成部分，大家都建立起服从的意识、具备服从的能力，整个系统才会具有连贯性的特征，才能够正常运转。

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解释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正直、有德行的人，为什么会在实验中变得如此可怕啦。每一个人要想成功地在每一个等级体系中生活，都需要做出内在的改变，需要控制自己的局部能力，以便接受这个等级体系中权威的管理。米尔格拉姆把一个人允许更高地位的人对他进行管理，称之为他进入了“代理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个人不再认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是将自己定义为执行他人意愿的工具。

一个人之所以具有服从权威的意识和能力，是从出生之日起就潜移默化地培养出来的。在家庭中，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处处都体现出服从的要义。比如说“不许打小朋友”，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命令：一是要有礼貌地对待小朋友；二是你要服从我（隐藏的命令）。在所有具体的命令中，服从始终是唯一共同的要素。当学生走进学校，开始学校生活后，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时时刻刻地在提醒孩子要学会服从。在工作和学习中，个体还常常面对奖励的机制：服从权威常常得到奖励，不服从经常会受到惩罚……在耳濡目染这种，每个人都养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按领导说的办。

但虽然每个人都有服从的意识，也并不意味着他在进入一个等级体系之中时，会自愿地、主动地去接受这个等级体系的领导。能够让一个人进入“代理状态”，需要相应的条件，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对合法权威的感知。要让他感受到在这个等级体系中，有这样一个权威，是他愿意自觉服从的。比如在学习驾驶的过程中，教练就是权威；在进入剧场时，领座员就是权威；在实验室中，实验的主试者就是权威；等等。第二个条件是将自己定义为权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就像我们观看阅兵仪式那样，我们意识到军官是权威，但我们不会听从他的命令，因为我们只是观众，没有进入到这个体系中来。在实验中，主试让参与者自己来控制实验的进程，实际上就是邀请他进入到了这个体系中来，他自己也认可了这一点。第三个条件是自己虽然受权威的影响，但行动是自愿的，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样的人会建立起与等级体系的角色认同感。

一个人进入到“代理状态”之后，就会变得与之前的自我完全不同。他的性格中会出现很多平时罕见的新特征。首先，他们都希望在权威面前留下好的印象，所以会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将自己与权威的关系来渗透在其中；其次，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以便最大限度地接纳权威的影响，而有意无意地降低其他人传递过来的信号。就像单位开会时，领导的一句话大家都记得很牢，而且能够及时回应，而周围其他人的话都被一掠而过那样。其实很多时候，领导也只是重复了其他人的一些话语而已，但在部下的眼中，领导具备某些超人的特征。第三，在自己做出了相关的行为之后，会将解释权交给权威，由权威来解释自己行为的含义。第四，个人认为对权威的命令负有义务，但对权威所发布的命令的行为内容却不承担任何责任。在这里，个人的道德感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关注点：下级会因为是否充分完成了权威要求的行为，而感到自豪或羞愧。在我们的语言中，有很多这样的词汇，如忠诚、尽职、纪律等，其实都在强调个体对权威应尽的责任。

你是一个服从者吗？如果你去做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你将会发生怎样的行为呢？

《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 [美]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著  赵萍萍 王利群/译  新华出版社  2015.10（第二版）